甕安那一夜，紅軍配合了他。他們沒有殺人，只是燒了糧草。他們知道他是誰，知道他在做什麼。也許——他們也知道他現在的處境。也許——他們會繼續配合他。
陳東征把鎮紙放回桌上，站起來，走到窗戶前面。月光從窗戶裡照進來，落在他臉上，冷冷的，像一片落在額頭上的雪。他抬起頭，看著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圓，很亮，周圍沒有一絲雲彩，星星稀稀拉拉的，只有幾顆最亮的還在閃爍。
他對著月亮，像是在對那支在山那邊行走的隊伍說話。
“我需要打幾場仗，”他低聲說，“但我不想傷人。你們能不能——配合我一下？”
月亮沒有回答他。月光只是冷冷地照著他，把他一個人的影子投在地上，孤零零的，像一棵站在曠野裡的樹。
陳東征苦笑了一下，轉身走回條凳上，坐下來。他把腳伸出去，靠在桌腿上，閉上眼睛。腦子裡還在轉著那些問題——在哪裡打？怎麼打？什麼時候打？報告怎麼寫？
這些問題像一群蒼蠅，嗡嗡地在他腦子裡轉，趕不走，也打不死。
但他知道，他必須想出答案。因為從明天開始，一切都不一樣了。從明天開始，他不再是一個“追而不擊”的團長，不再是一個“行動遲緩”的團長，不再是一個可以躲在後面看戲的團長。他要衝在前面，要打仗，要流血，要殺人。
或者——假裝要殺人。
陳東征睜開眼睛，看著頭頂的黑暗。祠堂的屋頂很高，黑暗中什麼都看不到，只有偶爾有蝙蝠飛過，翅膀扇動的聲音在空曠的大殿裡迴響，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拍手。他想起陳誠信裡的那句話——“哪怕是小仗，也要打。”
小仗。他可以打小仗。打完了，報告寫漂亮一點，上面交了差，紅軍也沒有損失。兩全其美。
但沈碧瑤呢？她能看出來嗎？她那雙眼睛，毒得很。她在復興社受過訓練，知道什麼是真的打仗，什麼是演戲。如果她在現場，她能看出來他在放水嗎？
陳東征的手指在膝蓋上敲了兩下。沈碧瑤。這個女人的名字在他腦子裡轉了一下，像一顆石子扔進湖裡，盪開一圈一圈的漣漪。他想起她在黃平幫他協調物資的樣子，想起她給他做的那碗麵，想起她說“你的軍裝該洗了”時的語氣。她變了，不再是剛來時候那個冷冰冰的。恨不得把他釘在牆上的沈組長了。她開始幫他，開始對他好，開始——
他開始不確定了。不確定她到底是敵是友，不確定她會不會把他的“演戲”當成“通共”的證據，不確定她會在那個小本子上寫什麼。
但他沒有選擇。他只能賭。賭她看不出來，賭她就算看出來也不會說，賭她——已經不再是他的敵人了。
陳東征閉上眼睛，靠在牆上。牆是土牆，很涼，靠上去有一股泥土的味道，混著舊木頭和灰塵的氣息。他聞著那個味道，慢慢地放鬆了下來。腦子裡還在轉，但轉速慢了一些，像一臺快要耗盡電力的機器，還在轉，但已經轉不動了。
他想起自己剛穿越過來的那天。他站在湘江邊上，腳下是紅軍的血，面前是那支正在遠去的隊伍。他對他們說：“走吧，我送你們一程。”
現在他走了快一個月了。從湖南走到貴州，從湘江走到烏江邊上。他走錯了路，延誤了時間，放走了俘虜，在戰報上造假。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只為了讓他們走得更遠一些。
但現在，他不得不停下了。不是他想停，是這個世界不讓他繼續走下去了。上面的人在看著他，告狀的信已經遞到了蔣介石的桌上，他的叔叔也保不了他了。他必須轉過頭，面對那支隊伍，舉起槍，打幾仗。
但他不會真的打。他會舉起槍，但不會扣下扳機。他會衝上去，但會在最後一刻停下來。他會讓上面看到“戰果”，但不會讓紅軍流血。
這是他能做的最後一件事。
陳東征睜開眼睛，站起來，走到桌前。他在黑暗中摸索著，摸到了桌上的檔案包，從裡面抽出一張空白的地圖，鋪在桌上。然後他劃了一根火柴，點上煤油燈。火光在黑暗中亮起來，把地圖上的山川河流照得清清楚楚。
他拿起筆，開始在地圖上標註。猴場，餘慶，甕安，烏江。每一個地名旁邊，他都標上了距離和時間。他計算著紅軍的行軍速度，計算著自己能趕上的地點，計算著打一場“像樣的仗”需要多少兵力。多少彈藥。多少時間。
他的筆尖在地圖上劃過，發出細微的沙沙聲，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走路，踩在落葉上，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但很穩。
煤油燈的火苗在風中搖晃，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後的牆上，黑乎乎的一團，像一個彎著腰的人在走路，從牆的這邊走到那邊，又從那邊走回這邊，反反覆覆，停不下來。
陳東征看著牆上的影子，忽然想起一句話——是他自己說的，很久以前，在另一個世界裡說的。
“接下來的路，得走得更聰明了。”
他低下頭，繼續在地圖上標註。筆尖在紙上移動，發出沙沙的聲音，像一個人在走路。從猴場到烏江，從烏江到遵義，從遵義到——他不知道的地方。
。遠多走就，遠多走能。去下走會他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