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朝廷對蘇州府實施重稅，為啥蘇州還很少出現赤貧的家庭呢？原因在於蘇州農村大量種植經濟作物。蘇州府有耕地9295951畝，其中三分之一用於種植水稻、麥子，三分之一用於種植棉花，三分之一用於種植桑樹，吳江地區還有種植甘蔗的，嘉定縣夏作還不種水稻，種植的全部是棉花。另外，蘇州府家家搞副業，婦女在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刺繡、紡紗、繅絲。
蘇州人口有235萬人，人均佔有耕地為3.96畝，每戶平均以5口人計，每戶佔有耕地近20畝。大明朝還規定，無論農戶家有多少人口，每戶可擁有2畝自留地，用於種植蔬菜，這個自留地是不計入耕地的。
像劉雲龍家裡只有5畝地，田是上等田，年畝產量可到3.8石稻穀，全年可收穫19石谷。他父親讓劉雲龍去學木匠，劉雲龍滿師後，一邊可在家務農，一邊做木匠活，做木匠一年也有近5-7兩銀子的收入。母親在家紡紗，1天以紡1斤棉線計，年收入也有3.5兩銀子。還有刺繡，千萬別小看蘇州的刺繡，刺繡繡面本就是絲綢，一幅刺繡一般10-15天可以完成，普通刺繡每幅收入為0.2兩，如繡銷往倭國、朝鮮的刺繡，每幅刺繡收入可達0.25-0.3兩，這樣一個繡女的年收入也有10兩銀子。還有些婦女在家織布、繅絲，也能補貼家用。
一個5口之家如有20畝地，這家農戶拿出8畝地種糧，肥多人勤、精耕細作的話可收穫糧食30石，足夠食用。餘下的12畝地用來種棉花、種麻、種桑樹、種甘蔗。如12畝地全部種棉花，畝產3擔棉，按目前每擔棉花4.5兩收購價，毛收入達162兩。如12畝地全部種植麻的話，畝產3.5擔，按目前每擔麻4兩的收購價，毛收入為168兩。如12畝地全部種植桑樹，每畝桑樹所產桑葉可產蠶18斤，經繅絲可得16斤生絲，每斤生絲的收購價為0.8兩，毛收入為192兩。如12畝地全部用於種植甘蔗，畝產為60擔，按每斤甘蔗4文的價格，毛收入為144兩。去掉種植成本及田賦、貢品、正役、雜役等的折銀，餘下的收入為淨收入，不僅足夠家用，還有不小的盈餘。因此，蘇州極少出現赤貧家庭，這還是朝廷的重賦催生了蘇州的經濟作物種植。
蘇州府種植經濟作物最多的是嘉定，整個嘉定縣竟然不產米，冬季除種植麥子外，夏季所有耕地都用來種植棉花，百姓所需口糧全部由米商從外地運來。
至於織業，本就是暴利行業。據馮夢龍《醒世恆言》18卷“施潤澤灘闕遇友”中說，嘉靖年間一臺織機價格為6兩銀子，施潤澤途中撿到6兩銀子後，就買了一臺織機，一年後又添了一臺織機，可見當年儘管一臺織機需繳納30％的稅，但淨利潤遠在6兩銀子以上。到了崇禎十三年，織機價格為每臺12兩銀子，一個普通女工可日織0.14匹，一年通常可織50匹綢緞（熟練女工可織60匹），按每匹絲綢價格5兩計，毛收入可達250兩，稅後還有175兩，去掉成本，淨利潤當在60兩左右（生絲的價格本來就高，因此生絲成本佔絕大部分）。如果是織布，由於棉紗比絲線粗，一個普通女工可日織1匹，一年通常可織360匹（熟練女工可織500匹棉紗），按每匹精布價格0.5兩計，毛收入也有180兩，稅後還有126兩，去掉成本，淨利潤也有40兩左右。
但朝廷對蘇州府織業收取的30％稅率實在太高，南京、杭州織造業的稅賦是按“三十取其一”的稅率，只有蘇州府稅率的十分之一。按理，蘇州織業的稅率這麼高，棉布、絲綢的成本就高，市場競爭力肯定不如南京、杭州，但蘇州人會動腦筋，如絲綢方面專攻緙絲，蘇州緙絲技術其它地方無人可比，造成了南京以雲錦為主、蘇州以緙絲為主，杭州為織絹為主的三分天下。棉布方面，蘇州人專攻染色，染色看似工序簡單，實際也是最難的工序，不僅要根據所染顏色選用合適的材料，染色時還要控制溫度，染色好的不宜脫色，染色不好的，衣服洗了2-3次後就脫色了。染色中關鍵靠配方，蘇州各染房的掌櫃對染色的配方是絕對保密，不外傳的。專攻緙絲和染色是蘇州紡織業提高競爭力的技術手段。
在蘇州有很多來自京城高官、藩王、大太監的族人，他們在蘇州開辦了大量織坊及牙行（如倉儲、中介、典當），他們不僅不承擔各類徭役、雜役，還偷逃工商稅，蘇州知府也不敢向他們收稅。為逃避鉅額稅賦，有好多民間織坊就依附於他們，來達到逃稅避稅的目的。
還有一種逃稅的方法，既然朝廷是按織機數量來收稅的，很多紗坊、染坊就與織坊聯合。紗坊、染坊稍微給織坊一些好處，就可免了稅銀2分（2％）的工商稅，不過前提是你得把收稅官給擺平了。
即使織業是暴利行業，但被朝廷收取了30％的稅賦後，蘇州人打心眼裡就不服，同為朝廷轄地，同為朝廷臣民，為啥蘇州府織業的稅率要那麼高？
萬曆年間太監孫隆到蘇州收取織業稅，被以葛成為首的紡織業工人打死，史稱“暴力抗稅事件”。事件發生後，蘇州府竟然暗中將在獄中的葛成改了名，以逃避死罪，出獄後葛成還被當做英雄，這是蘇州地方上少見的“官民一致”了。此後，蘇州府但凡在收取織業稅時，稅官都小心翼翼，唯恐得罪織坊掌櫃，有時就睜著一隻眼閉著一隻眼，能收到多少就收多少，絕少強制足額收取。
即使蘇州府境內遵紀守法的掌櫃很多，但十幾年來蘇州府都沒法完成朝廷下達的賦稅任務，本任蘇州知府陳洪謐已連續三年被朝廷“稽賦削籍”，限期完成，但年年完不成，去年拖欠朝廷賦稅6525石米（折銀1.39萬兩）。
既然蘇州府十幾年都沒法完成朝廷下達的稅賦任務，知府常被“稽賦削籍”，卻又為什麼不真的把知府罷免了呢？這與朝廷派到蘇州皇室監製、採購物品的太監有關，除蘇州織造局為皇室人員製作絲綢服裝、手絹、枕巾、頭巾等外，太監還會要求織造局外的蘇州織坊為皇室製作服裝、絲綢，他們給織坊的價格按成本價已算是好的，往往是低於成本價，導致織坊虧本。去年從蘇州送往京城的織造物品為12萬匹，其中8萬匹為蘇州民間織坊所織。8萬匹絲綢中，平均每匹虧0.3兩的話，蘇州的織坊就要虧本2.4萬兩。這2.4萬兩銀子就直接流入了太監的腰包，因此來蘇州織造局監製、採購的提督太監是肥差，京城的太監都想法賄賂內宮大太監，爭取能謀到赴蘇州監造之職。
這些事情，皇帝心裡一清二楚，但沒辦法，樣子還是要做的，不然其他地方都學蘇州府年年拖欠稅賦的話，那皇室還怎麼能夠運作下去呢？於是就對蘇州知府給予“稽賦削籍”的處分。蘇州巡撫也清清楚楚，每年回京城議事（相當於回京城述職）的時候大多是為蘇州府說好話的，不然蘇州知府幹不了二年就得滾蛋。蘇州知府更是明明白白，稅官向民間織坊收取稅賦時，只求太太平平，千萬別惹出萬曆年間的“暴力抗稅”之類的事件。
客觀地講，朱元璋出身農民，非常清楚底層老百姓的生活情況，因此做了皇帝后，收取的田賦還是比較低的，也只僅僅對蘇州府、松江府的田賦和織機實施重稅，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後世稱為資本主義的萌芽），沒有及時調整工商稅的稅率。除蘇州府、松江府外，工商稅率大部分是“三十取其一”。這個稅率即使放在後世，也是明顯偏低。
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到達澳門、呂宋、臺灣後，大明與歐洲的貿易激增，有幾億兩的白銀流入中國，如朝廷收取關稅的話，也有幾千萬兩的關稅收入，可是朝廷也不收取關稅，這反而便宜了鄭志龍，鄭志龍在海上收取稅銀，成了大明鉅富。
“東林黨”是竭力反對收取工商稅、關稅的，在這方面，“東林黨”人對明朝的敗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張居正推出“一條鞭法”改革時，正好海瑞任應天巡撫。海瑞在江南地區力推“一條鞭法”，因此江南地區是執行“一條鞭法”最徹底的。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實施後，以前由糧長代表官府收取田賦，現在由村長代表官府收取田賦後，再交給里正。
村長劉大貴挨家挨戶地走著，告知村民該繳納多少田賦。
劉大貴走到劉萬祿家，說你家有5畝地，應繳納1.71石米，如不繳奈米的話，可以折銀，按每石米2.14兩折算，應繳納折銀2.4兩；交給朝廷的“三餉”3錢3分7釐（即0.337兩）；上貢物品的折銀，人均0.051兩銀子，你家有5口人，上貢物品折銀2錢5分5釐（即0.255兩）；正役折銀，人均0.06兩，5口人須繳納3錢（即0.3兩）兩；雜役折銀，人均0.021兩，5口人須繳納1錢5釐（即0.105兩），以上合計3兩4錢（即3.4兩）。
劉雲龍一聽，自家的田賦達1.71石，平均稅率為0.342石/畝，比蘇州府的平均稅率0.28石/畝高了0.062石/畝，於是問道：“怎麼田賦又漲了？”
劉大貴說道：“哎，我也沒法子，這都是橫塘里正攤牌下來的。”
“肯定又有人家沒納稅。”
“即使你知道那些人家沒納稅，你又能奈何？算了，還是乖乖地交稅吧。”
劉雲龍聽後，心想這些事也不是一年二年得了，於是就沒再糾纏。他問劉大貴：“我們村裡紡的紗，不用繳稅了嗎？”
劉大貴朝劉雲龍搖了搖手，說道：“官府沒計入，我們就不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