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長安那日，天色陰得像一塊泡脹的舊麻布。狄仁傑將周敬宗安置在後堂偏房，讓蘇無名端了熱飯熱茶進去。周敬宗沒有動筷子，只討了一碗清水，又要來筆墨，說要寫就現在寫，天黑了手容易抖。
他在案前坐了一整夜。晨光從窗格透進來時，供狀己經寫完，厚厚一疊，工工整整的小楷，收筆處斜斜往下拖——何不笑教他的字，每一筆都像從針眼裡抽出來的絲線，細而韌，帶著舊營夜裡風沙的澀意。狄仁傑接過來看，供狀從周顯發跡寫起，一首寫到月氏塔下那場大火，再到週三帶他隱姓埋名、鄭有祿領他去涼州敲鐘。末了這樣寫：“父顯之罪，在於焚營。營中十二人，皆我同族。父本涼州月氏，幼時被漢將收養，改姓周，長成後積功至左武衛大將軍。月氏舊營守鼓人阿氏，是父的親姑母。父焚的不是別家，是自家祖地。那捲舊賬，記的也不是別人，是父自己。父欲焚賬，賬未焚盡，鍾老西把灰燼裡的殘卷拾去，拼成了丙字第七號。”
狄仁傑看到此處，手指頓了頓。周顯是月氏人，他燒的是自己族的舊營。阿氏是他姑母。他為了毀去自己早年與劉士則等人合謀的舊賬，連姑母和同族都一起燒了。後來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死後哀榮無限，可他夜夜聽見的應該是月氏塔裡那口沒有被燒壞的鐘。周敬宗在供狀最後一行寫：“我父一生鑄塔印，寫密信，殺人滅口。到頭來塔還在，鍾還在，鎖還在。我今日畫供，不為求免己罪，只為讓那口鐘響完了，我們周家才算真正聽見。人聽見了，才不白死。”
狄仁傑讓蘇無名把供狀謄抄三份，一份存檔，一份送刑部，一份附在丙字第七號案卷之後。周敬宗按了手印，坐在窗前喝那碗己經涼透的水，他朝狄仁傑說狄公，我爹那枚塔印，該送回舊營去了。狄仁傑問他送回舊營哪裡，周敬宗說，月氏塔。塔頂的剎杆倒了，鍾還在。把塔印埋在塔基下面，讓印泥和舊營的泥土化在一起，塔就不再是父親的塔了。狄仁傑應了，說等涼州那邊的路好走了，就讓人送回去。周敬宗點點頭，說好。他不再說話，轉頭望著窗外，長安城灰濛濛的屋瓦上停著幾隻烏鴉。他的側臉被天光照著，顴骨高聳，眼窩深陷，像極了從涼州風沙裡走出來的人。狄仁傑忽然有些恍惚，他辦這個案子追了數月，幾千里路，從舊驛到驛站，從驛站到楚州，從楚州到長安，從西市的香堂到大理寺的檔案房，最後落在這間偏房裡。真正的最後一筆債，不是命，是那座塔。塔印回到塔下，周顯燒掉的東西就還回去了。周敬宗窮盡半生，不過是在為他父親把塔印放回原位。現在印在大理寺，案卷也歸了檔，只剩最後一步。
“蘇無名，”狄仁傑開口，“去把何繼香找來。”周敬宗抬眼看了他一眼，說：“狄公，不用勞煩何繼香。塔印是我父親刻的，該由我送。讓我去涼州。”狄仁傑沉吟片刻，答應了，說多帶兩個人，等開了春再走。周敬宗搖頭說就現在，他不怕冷。他站起來，朝狄仁傑行了個禮，說等塔印埋好，他會寫封信回來。到時候如果他還活著，就回洛州繼續給父親割草，如果死在路上了，也不必找他。他的語氣很平靜，像在說一樁早就想好的事。
狄仁傑把他送到大理寺門口。周敬宗腰間別著那把舊鐮刀，牽著李元芳給他挑的一匹老馬，馬背上馱著乾糧和一個裝水的皮囊。他走了兩步，又回頭說了一句：“狄公，我爹欠下的債，我還不完。可你替我做了見證。夠了。”然後翻身上馬，朝西邊去了。狄仁傑目送他走遠，首到那一人一馬被長安城西門的陰影吞沒。天在這時下起了細雪，落在他肩頭，薄薄的，涼涼的，像撒了一把磨碎的骨粉。
他轉身回到大理寺，關了門。蘇無名己經把那疊供狀和油紙包好的密信、塔印拓片、驛站牆上刻字的拓本、鍾老西的腿骨鐵鐐拓本並排放在長案上。狄仁傑一一看過去，忽然對蘇無名說：“這些證物裡最輕的，是那張無字信，最重的是那枚塔印。但真正能把我們帶回來的，是周敬宗供狀裡的那句話——鐘響完了，周家才真正聽見。人的耳朵，有時候比鍾還聾。現在這案子審完了，我也聽見了。”窗外的雪越落越密，長安城靜下來了。狄仁傑把證物一件件包好，歸入櫃中，又取過卷宗，在封皮上寫下結案題記。這樁由一枚蠟封印鑑引出的涼州舊營案，到今日終於封卷。他擱下筆，揉了揉發酸的手腕，心想等明日雪停了，該去西市吃碗熱湯餅。何繼香說他新學會了做胡餅，狄公去了，管飽。只是今夜，他什麼都不想再想了。他只想聽雪。雪花落在窗紙上，沙沙的，像很多年以前，涼州城外那場大火裡竹節爆裂的聲音，漸漸地，也分不清是火聲，還是雪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