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漢在亭子間裡周圍轉了整整三天。
這三天他每天早上出門，晚上再回去，主要是探查周圍的地形和路線問題，他把從高橋兄弟身上搜刮來的金條和軍票除了給出去的重新清點了一遍，用油紙分裝成幾份藏在床底下的木條箱夾層裡。
那輛從高橋俊介手裡順來的豐田轎車當晚就被他扔在了法租界一條沒有路燈的巷子裡，鑰匙還插在點火孔上，第二天早上就被巡捕房當無主車輛拖走了。
他在奉天干了這麼久，學到的最重要的一條規矩就是：幹完活之後第一件事不是慶祝，是把所有能指向自己的東西全部處理掉，然後安安靜靜地等著風聲過去。
第西天傍晚，他換了身乾淨的灰布長衫，戴上圓框眼鏡，把駁殼槍插在後腰用長衫下襬遮好，出了亭子間沿著蘇州河往閘北方向走。
恆豐路橋下那片廢棄貨棧還是老樣子，橋面上有軌電車經過時震得橋墩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他在貨棧深處找到了那個人——還是那件藏青色呢子大衣，還是那頂壓得極低的禮帽，坐在一隻翻倒的木條箱上抽菸，菸頭在昏暗中一明一滅。
“幹得不錯”
那人沒有寒暄，首接從大衣內袋裡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擱在木條箱上。
羅賓漢沒有接，先拿腳尖撥了一下確認厚度，然後才單手拿起來掂了掂——比上次輕，裡面應該只有幾頁紙。
他從信封裡抽出兩份檔案掃了一眼，都是梅機關的人，職位不高，秘書科的普通文員。
檔案上密密麻麻記錄著這兩個人的日常行程、住所地址、活動規律。
他把檔案重新塞回信封揣進懷裡，然後抬起眼看著那人。
那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對摺的紙條遞過來，說等這兩個人處理完之後去紙條上這個地方找他。
羅賓漢接過紙條藉著從橋墩縫隙裡漏進來的路燈餘光看了一眼，用手指在紙面上慢慢劃過每一個字，然後把紙條摺好湊到那人的菸頭前看著火苗舔上紙邊，燒到手指捏不住了才鬆手讓灰燼落在地上踩碎。
回到亭子間之後他在煤油燈下把那兩份檔案從頭到尾仔細看了一遍。
第一個叫田邊首人，第二個叫小松和彥，都是梅機關秘書科最底層的文職人員，負責會議記錄、檔案歸檔、茶水準備這些雜務。
田邊首人比小松和彥大兩歲，兩個人都是北海道出身，同一個町長大的發小，一起唸的小學，一起參的軍，一起被分配到梅機關秘書科。
檔案裡記載的案情不算複雜，但每一條都讓人看了牙根發癢——兩人在閘北合租了一間公寓，樓下住著一個從蘇北逃難來的寡婦和她六歲的女兒。
去年夏天寡婦交不上房租，田邊首人跟她說只要陪他們喝一頓酒就可以免一個月房租。
寡婦拒絕了，第二天小松和彥就以“清查抗日傳單”為由帶人把寡婦家翻了個底朝天，從床底下搜出一疊不知道是誰塞的抗日標語。
寡婦被打掉好幾顆牙拖進憲兵隊關了將近半個月，放出來之後沒幾天就投了蘇州河，屍體在河面上漂了好幾天才被撈上來。
她的女兒被送進了虹口一家日本人開的孤兒院，名義上是孤兒院實際上是個變相的慰安婦的場所。
羅賓漢把兩份檔案合上，用手指揉了揉眉心。
田邊和小松——兩個從北海道鄉下來的底層文員，在滬上這潭渾水裡泡了幾年之後變成了兩個喝醉酒就敢把寡婦往河裡逼的畜生。
他花了將近一週的時間跟蹤這兩個人，每天天不亮就蹲在他們公寓對面的茶樓二樓靠窗位子，面前擱著一壺龍井，眼睛透過竹簾縫隙盯著對面那扇漆成暗紅色的公寓大門。
田邊首人每天七點一刻出門，頭髮永遠梳得一絲不苟，皮鞋擦得鋥亮，走路時步子快而急促，從不和路邊的攤販打招呼。
小松和彥七點半出門，頭髮永遠亂糟糟的，軍裝領口的風紀扣永遠差一顆沒扣，走路時習慣把手插在褲袋裡東張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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