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萬元賞金在當年無疑是一筆鉅款。為何設定如此高額？群眾舉報犯罪行為本是義務，為何還需金錢激勵？
這背後有著深刻的歷史教訓：此前鶴崗曾發生一起重大案件，三名劫匪在夜間搶劫一輛老舊汽車，行駛途中車輛發生故障，三人只得推車緩行。
恰遇兩名刑警盤查，其中一名匪徒突然掏槍射擊，造成一死一傷。隨後他們用石塊砸死受傷警員，搜走兩支手槍及若干子彈，最後將屍體拋入二十米外的窨井中。
這三名歹徒行事極為猖狂，竟將故障車輛推至三百米外的居民小區藏匿，又重返現場，用手電照明，用破布仔細擦拭血跡並撿走所有彈殼，方才逃離。
整個作案過程持續一個多小時，案發時間為晚間九時許，附近居民多有目擊，但警方調查時卻均表示“未曾看清”。經反覆工作，一名男子起初支支吾吾，時而承認時而否認。
最終，該男子坦言：“我只是個普通老百姓，若遭報復，實在承擔不起。再說家裡困難，連孩子的學費都交不起，實在是無能為力。”警方聽出其言外之意：“不必多說，就是需要報酬，對嗎？”經過一番協商，最終以賞金換取其關鍵證詞，為案件偵破起到決定性作用。
此事說明，許多民眾認為：舉報行為需承擔風險，理應有相應回報。以往依靠表揚信和大紅花的獎勵方式，在經濟社會中己難以奏效，實際的經濟激勵更為有效。
懸賞機制實則達成雙贏：高額賞金相當於擴充了警力；早日破案也能為警方節省辦案經費。
懸賞公告發布後，頓時掀起波瀾，舉報者絡繹不絕。有人提供切實線索，也有人表達個人推測。雖然未能首接破獲“1·28”大案，但藉此破獲了多起其他案件，甚至阻止了數起重大罪案的發生——其中就有一個團伙正預謀對南山礦下手，尚未行動便被人舉報。
鶴崗全市陷入一種亢奮狀態，彷彿人人都成了偵探，街頭巷尾無不在討論案情。這般局面讓孫海波一夥深感恐慌。
看到電視上的懸賞公告後，孫海波試探妻子：“如果你知道是誰幹的，你會去舉報嗎？”
妻子張惠茹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舉報！五萬塊這麼容易到手，為什麼不？”
孫海波聞言心中一凜，預感大事不妙——這次動員力度空前，全民參與挖掘線索，形勢極為駭人。
那麼這段時間他們在做什麼？
1月28日當晚，三人逃回出租屋後緊急商議，一致認為：田園的屍體處理得當，其他方面也未留下明顯破綻，至少十數日內不會查到他們頭上。
於是決定先各自回家，避免引人懷疑，從長計議。
孫海波與田雨隨即離開，閆文宇則因不便回家，獨自留在出租屋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警笛聲整夜不絕，想到剛剛殞命的田園——經過兩三個月的密切交往，二人己情同手足——此刻只剩自己孤身一人面對全城搜捕，他心中忐忑難安。
次日一早，孫海波與田雨趕來會合，閆文宇稍感安心。他提議：“我看咱們還是儘快逃離此地為妙。”
閆文宇的判斷其實很有道理：他原本就潛伏在此無人知曉，此時離開順理成章，更不會引人懷疑。儘管孫海波和田雨的目標較大，但逃亡至少能多活一日是一日。孫海波也覺得此言有理。
但關鍵問題在於：他們沒有資金。此前搶劫所得的18萬元早己揮霍一空，窮得連摩托車都變賣了。
這幾年無所事事，分文未進，整天琢磨作案計劃。沒有錢能逃到哪裡？流亡生活並不好過。
孫海波指出：“我們前期的精心準備現在正好派上用場。就算查出是田園又能怎樣？與我們何干？田園早己‘去了韓國’，完全可能是他在外勾結他人回來作案。”
最終三人商定：按兵不動，靜觀其變。今後每日會面互通訊息，等風頭過去再幹一票大的，彌補此次失敗。
2月4日，正月初五，閆文宇妻子鄭玲要回孃家。三人趁機將全部武器彈藥運至閆家，於夜間撬開樓下暖氣管道，將槍支藏入其中，外部重新砌好磚牆掩飾。
2月5日，三人又前往膠合板廠東邊，將作案時使用的各類物品盡數銷燬。
2月6日，正月初七，田雨提出：“我想出去散散心，二哥死了，心裡難受。”孫海波給了他850元錢，田雨隨即離開了鶴崗。
2月9日，孫海波與閆文宇將出租屋徹底打掃後退租。閆文宇正式回家，對外宣稱經商失敗，賠本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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