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仁在那裡用幾塊碎磚頭劃出一片“領地”。白天在街上游蕩，夜晚便蜷縮在此。
多日逃亡，他早已蓬頭垢面，衣衫襤褸，頭髮板結汙濁。臉都難得一洗，更遑論洗澡。逃亡之苦，可見一斑。
如此苟延數日，他自覺已摸清周遭環境，竟生出一種扭曲的“安全感”：“我對北京已經摸熟了，這裡很安全。”
他這麼認為，是因為四處未見自己的通緝令——那畢竟主要張貼在遼寧。北京怎會處處貼著他的照片？
這麼一想，他竟放鬆下來，叼起煙，開始“規劃”起往後的人生。
他覺得若再這般逃亡下去，被捕是遲早的事。當務之急，仍是儘快弄到一大筆錢，然後遠走高飛。
若想弄大錢，北京無疑是首選——首都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錢有勢者雲集。
“乾脆進城幹幾票大的。弄到錢後，出去搞把真槍，再回東北弄點炸藥做個炸藥包。等準備齊全，殺回北京，綁架個醫院院長或稅務局長，實在不行就去搶銀行……全安排妥當。”
他盤算著，“幹上兩三票，弄個二三十萬，就能放心‘退隱江湖’了。”
這份“志向”著實不算宏大，最大目標不過三十萬元，且還需作案兩三回方能達成。
但轉念一想，他以往只盯著手機店、計程車，如今竟籌劃起銀行來，於他而言，這已是“幹大事”了。
他越想越覺前景美妙，越想越覺路徑清晰，對即將展開的“事業”充滿了虛幻的希望。主意既定，便付諸行動。
7月29日，他鼓起勇氣，買票登上公交車，正式進入北京城區。
先到東直門附近，依舊尋覓立交橋下棲身——如前所述，橋下多是流浪漢、乞討者、盲流混雜之地。
就在此處晃盪時，他遇見一人。只一眼，便覺對方與自己乃“一路人”。
此人名叫周雄傑，1982年10月25日出生，比王福仁整整小了十九歲，當時僅十八歲，來自湖南省湘鄉市毛田鄉茅屋村。
可見，身具犯罪氣息者總能不期而遇，甚至跨越年齡鴻溝。
簡單結識後，王福仁立刻請他吃喝一頓。推杯換盞間，相談甚歡。
酒足飯飽，王福仁又帶他去商場，花一百七十元買了一雙新皮鞋。
這一番“操作”下來，周雄傑感動不已：“大哥，從今往後，上刀山下火海，小弟萬死不辭！”
雖相差十九歲，但“肩膀頭一齊，便是兄弟”。
王福仁聽罷，當即交底：“好兄弟，走，哥帶你幹大事去！往後保你吃香喝辣。”
接著，便將這幾日盤算的“宏圖大業”悉數告知。周雄傑聽罷興奮道：“哥，你太厲害了！我就跟你混了，你指哪兒我打哪兒！”
這小子混跡街頭，想必偷搶之事也沒少幹，兩人一拍即合。王福仁再次在一天之內，收服一名“小弟”。
次日，7月30日，兩人來到東直門立交橋下，購得假身份證，搖身一變成了“北京人”。這“護身符”想必是周雄傑引的路——他來得早，熟悉門道。
有了身份掩護，兩人開始踩點，準備“整大錢”。
他們在北京城裡四處轉悠，東直門、西直門、王府井、燕莎……目光搜尋著“有錢人”的蹤跡，盤算著尾隨至僻靜處，持槍威逼，劫掠錢財。
然而晃盪一天後，他們發覺不行：“北京市區警察和巡邏車太多了。搶是容易，搶完根本跑不掉！到底是北京，一點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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