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點五十分，閉門會議在威拉德酒店頂層的一間小會議室舉行。
房間不大，正中擺著一張橢圓形的胡桃木長桌，只放了十把椅子。窗簾拉了一半，能看見賓夕法尼亞大道和更遠處財政部大樓的屋頂。
桌上沒有名牌，沒有麥克風，每個座位前只有一個玻璃杯和一小瓶礦泉水。
門口站著兩名酒店安保，旁邊放著一隻托盤，進門的人要把手機交出來，由會務助理貼上標籤收走。
按照規矩，今天這間屋子裡說的話，不會被記錄，也不會被歸屬到任何人名下。
陸澤到的時候，屋裡已經坐了一半的人，然後他們的目光齊刷刷的聚在這個在這間屋子裡顯得年輕的過分的人身上。
約翰·麥克第一個站起來。他走過來跟陸澤握手，順勢拍了拍他的胳膊，那種熟稔在這間屋子裡顯得有點扎眼。
“我聽說你來了，還以為達拉拉在吹牛。” 麥克壓低聲音說。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定下來的。”陸澤說。
勞埃德·布蘭克費恩坐在靠窗的位置，沒有起身，只是朝陸澤點了點頭，嘴角帶著一點笑意。他和陸澤是這一桌子裡認識最早的，某種意義上也是打交道最多的。
維克拉姆·潘迪特坐在長桌的另一側。這位花旗集團的CEO看起來很疲憊，眼袋很重，西裝依舊筆挺，但整個人透著一種明顯的頹靡。花旗是這場危機裡傷得最重的大銀行之一，現在還在戰戰兢兢的等待著政府的發落。他起身跟陸澤握手時很客氣，握得也很短。
約瑟夫·阿克曼是德意志銀行的CEO，同時也是國際金融協會的董事會主席。他跟陸澤握手的那一刻，兩個人都很平靜。德銀是幾個月前賣出深度價外商品期權最多的歐洲銀行之一，而那些期權目前還在德銀的賬上；雷曼CDS拍賣之後，德銀下週二還要向遠星電匯一筆現金。
這些事阿克曼當然清楚，陸澤也清楚，所以兩個人都只說了一句“很高興見到你”。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陳先生，是昨晚在威拉德的小會客室裡求過保爾森的那一位。他握手時多停留了一秒，用英語說了一句“久仰”，語氣顯得很誠懇。
坐在最邊上的，是中投派駐紐約的一位副總，姓周。他起身雙手遞了一張名片。陸澤也雙手接過，道了聲謝，把名片放進了西裝內袋。
最後進來的是傑米·戴蒙。
摩根大通的CEO進門時正在跟會務助理說話，把手機丟進托盤，隨口抱怨了一句華盛頓的交通。
他是這間屋子裡唯一一個走進來時不帶任何沉重感的人。今年三月，摩根大通在美聯儲的安排下以近乎白送的價格吞下了貝爾斯登；九月，又接手了倒閉的華盛頓互惠銀行。整個華爾街遍地哀嚎，摩根大通卻越吃越大。
戴蒙的目光在屋子裡掃了一圈，落在陸澤身上，明顯的停頓了一下。
“所以你就是那個讓達拉拉這幾天睡不著覺的人。”
他走過來跟陸澤握手，力氣很大，“我看過《時代》那張封面。照片比本人好看。”
“那上面沒有照片。”陸澤說。
“所以我說比本人好看。”
屋裡有幾個人笑了出來。戴蒙在陸澤斜對面坐下，擰開了礦泉水。
四點整，查爾斯·達拉拉關上了門。
他沒有坐在長桌的一頭，而是坐在側面，把主位空著。這是一個老派的細節，意思是今天這張桌子上沒有主人，只有參與者。
“先生們，謝謝各位抽出時間。”
達拉拉開口時語速不快，“規矩大家都知道。這裡不做任何記錄，今天的談話也不會以任何形式被外面的人知曉。正式通知上寫的議題是“危機後的全球金融體系”，但我想我們都不需要假裝今天是來討論一個那麼體面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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