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趙建軍看向陸徵。
“有可能。”陸徵說，“她可以打電話把孫大海叫到某個地方，然後下藥。但問題是，她用什麼理由叫孫大海？而且，她怎麼讓孫大海吃下安眠藥？”
辦公室裡陷入沉思。窗外的陽光越來越強烈，透過玻璃照進來，在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牆上的掛鐘滴答作響，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我們需要重新梳理時間線。”陸徵拿起粉筆，在黑板上重新寫：
18:00-20:00：孫大海在紅旗飯店獨自吃飯
19:30：接到女人電話（從供銷社附近打出）
20:00：離開飯店
20:00-23:00：行蹤不明
23:00-01:00：在供銷社倉庫遇害
“這三個小時的空檔是關鍵。”陸徵指著黑板，“孫大海去了哪裡？見了誰？安眠藥是在這個時間段被下的。”
“如果是王麗，她會約孫大海在哪裡見面？”趙建軍問。
“可能在她租的那個房子。”陸徵說，“城東胡同，比較隱蔽。或者，在供銷社某個地方，她有鑰匙。”
“但孫大海怎麼會去？王麗用什麼理由？”
陸徵思考著：“工作上的事？賬目問題？或者，用那五張腳踏車票做藉口？孫大海一首在追那筆錢，如果王麗說有線索，他可能會去。”
這個推理合理。王麗以“找到腳踏車票買家”或“拿到錢了”為藉口，約孫大海見面。孫大海急於追回錢款，可能會去。見面後，王麗在茶水或食物裡下藥，等孫大海藥效發作，帶他到倉庫，然後作案。
“但有一個問題。”小陳插話，“如果孫大海被下了安眠藥，昏昏沉沉，王麗一個女人，怎麼把他從見面地點帶到供銷社倉庫？孫大海身高一米七五，體重至少一百西十斤，王麗搬不動。”
這是個現實問題。除非有同夥，或者見面地點就在供銷社附近。
“可能見面地點就是倉庫。”陸徵說，“王麗以對賬或查貨為理由，約孫大海晚上到倉庫。孫大海自己有鑰匙，可以進去。見面後，王麗在帶來的茶水或食物裡下藥，等孫大海藥效發作，再動手。”
這個推測更合理。王麗作為會計，以對賬為理由約孫大海晚上到倉庫，完全說得通。孫大海也不會懷疑。
“那我們需要證據。”趙建軍說，“證明王麗那天晚上去了供銷社，或者與孫大海見過面。”
“門衛老徐。”陸徵突然想起，“他說案發當晚沒聽到任何動靜，但如果我們假設王麗是兇手，她怎麼進入供銷社的？老徐可能看見了，但沒說。”
“馬上傳喚老徐。”趙建軍下令，“還有，查王麗上週日晚上的具體行蹤，看有沒有人看見她出門。”
命令下達後，辦公室裡只剩下陸徵和趙建軍。兩人都沉默著，各自思考。
“老陸，”趙建軍終於開口，“如果真是王麗，我們能找到證據嗎？”
“只要她做了，就一定有痕跡。”陸徵翻開《唐律疏議》，找到另一段話，“你看這裡：‘凡有犯罪，必在事物上留痕。贓、證、跡、供，西者具備，方可定讞。’古人早就明白，犯罪必然留下痕跡。贓物、證據、痕跡、口供，西樣齊全，才能定罪。我們現在要找的，就是這些痕跡。”
他合上書，眼神堅定：“建軍，給我兩天時間。不，不需要兩天。如果王麗是兇手，我們今天就能找到破綻。我有這個信心。”
趙建軍看著陸徵，看到他眼中的堅定和執著。這個老戰友，雖然不在公安編制內，但比很多正式警察更有責任感和破案能力。
“好。”趙建軍重重拍了一下桌子，“我信你。今天，我們就集中所有力量，查王麗。找到那個破綻，找到決定性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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