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四十五章 極盡汙衊之能事
《頑主》所掀起的這一陣討論熱潮還在繼續。
《中國文學報》《文學藝術》編輯部以及評論學會這幾家組織，還聯合召開了“頑主”小說研討會。
關於《頑主》的爭論一下子就成了文學界最重要的事情。
後世一首歌火了，往往樂評人要熱鬧一陣兒。
這年頭也是這樣，一篇小說火成這樣，但凡是個文學評論家都必須摻和進來，不管是罵還是捧，不管是蹭熱度還是怎麼著，總得摻和一腳，誰讓他們這個職業就是幹這個的。
對《頑主》的評論越來越多，批評和讚揚總體上五五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雙方論者之間，明顯地存在一條年齡的分界線，批評的大多年長，讚揚的大多年輕。
老一輩雖然保守，但罵的也確實夠狠，畢竟從那個年代過來的，精通鬥爭工作，其中數劉聃罵的最嚴重，直接扣帽子，說江弦的小說反人道主義、反現代化。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中青報上發表了一篇江弦的回應：
諸位讀者、文學界同仁，當《頑主》最初在《當代》雜誌發表時，我未曾預料它會掀起如此波瀾。
但最近，閱讀了劉聃同志的一篇文章，我沒想到，一篇描寫幾個普通青年生活狀態的小說，竟然會被劉聃同志冠以“反人道主義、反現代化“這樣沈重的罪名。
既然批評已從文學範疇上升到價值判斷，我想有必要做些澄清。
接著，江弦發了一些小說原段。
劉聃同志批評的核心，在於他認為《頑主》中的人物“缺乏崇高理想““沈溺於低階趣味“因而違背了社會主義文學的人道主義原則。
解釋清楚這些，江弦就開始罵了：
這種論斷讓我不禁想起契訶夫筆下那些拿著錘子的人，對他們而言，世界上的一切問題看起來都像釘子。
什麼是人道主義？
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難道必須透過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才能體現？
那麼那些在時代夾縫中求生存的普通青年，他們的迷惘、掙扎與小小的反抗，就不值得被書寫？
劉聃同志所推崇的“人道主義“究竟是活生生的人性呈現，還是僅僅是某種被意識形態過濾後的標本？
我承認，《頑主》中的主人公們或許不夠“崇高“但他們真實地存在著。他們用調侃消解生活的荒誕，用玩世不恭掩飾內心的脆弱。
而這一點，正是一代年輕人人面對急速變化的社會時普遍的心理狀態。
如果文學連這種真實都不敢正視，還談何“人道主義“？
更有趣的是，劉聃同志將小說與“反現代化“掛鉤的論斷。
按此邏輯，描寫現代化程序中人的異化就是反對現代化本身？
那麼我想問，卡夫卡寫《變形記》是否意味著他反對工業文明？加繆創作《局外人》是否代表他抗拒現代性？
那麼我想問，魯迅先生寫《阿Q正傳》寫《祥林嫂》是否意味著他思想的倒退與墮落，茅盾先生寫《子夜》是否意味著他推行資產主義道路？
劉聃同志的批評暴露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線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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