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面服刑”這四個字，後來成了2019年的一個熱詞。
顧名思義，就是判決書上寫著“有期徒刑”“死刑緩期執行”，但犯人一天沒坐，該吃吃該喝喝，該害人害人。
法律的懲戒，變成了一張廢紙。
孫小果不是第一個這麼幹的，也不是最後一個。
早在1993年，內蒙古有個叫巴圖孟和的人，因故意殺人被判了十五年。
但他的母親託關係找了當時的公安局長，辦了保外就醫。
從那以後，這個殺人犯不僅沒坐一天牢，還在2007年找人開了一張假的“刑滿釋放證明”，連戶口都洗白了。
這些案子暴露出來的問題，像一根生了鏽的鏈條——從醫院開假證明，到公安批准保外就醫，到監獄不執行收監，再到檢察院監督失守，每一個環節都在漏，每一個本該把關的人，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權力集中在一個部門，監督形同虛設，再加上人情往來。權錢交易，法律就變成了一鍋稀粥，誰都想來舀一勺子。
孫小果的母親孫賀宇和繼父，正是利用這些漏洞，把一個死刑犯變成了自由人。
後來，孫小果案。巴圖孟和案等一批案件，像幾把鐵錘，狠狠砸在了中國的司法執行制度上。
人們意識到：判決書寫得再漂亮，如果執行不了，那就是一張擦屁股紙。
2019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群矯正法》透過，2020年7月1日正式實施。
法律界的人說，這部法律的出臺，很大程度上是被這些紙面服刑的案子“推”出來的。
它把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權。執行權分開了，你想找人辦個保外就醫，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個人簽字就完事。
但那是後來的事。
在1996年到2010年的那些年裡，孫小果就像一條漏網的魚，在昆明的渾水裡遊得自由自在。
他改過名，叫“李林晨”；換過身份證，有一整套乾淨的社會身份。
人們叫他“大李總”，他出入高檔餐廳，開著豪車，手下有保鏢，身邊有女人。
誰也看不出來，這個人本該已經死了。
1997年4月，昆明的春天來得早，街上的藍花楹還沒開全，風裡已經帶著燥熱。
深夜十點多，一個瘦弱的女孩獨自走在人民中路上。
她叫宋雪蓮，十六歲，剪著齊耳短髮，背一個帆布書包。
她剛從家裡跑出來——父親不同意她繼續讀高中，說女孩子讀那麼多書沒用，讓她去超市當收銀員。
大吵一架後，她摔了門，一個人在街上游蕩，眼淚乾了又流，流了又幹。
這時候，對面走來幾個男人，為首的那個矮胖敦實，穿著花襯衫，釦子解開兩顆，脖子上掛一條金鍊子，酒氣隔了五六步都能聞到。
他剛從旁邊的酒吧出來，正甩著車鑰匙，一抬頭，正好跟宋雪蓮打了個照面。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嘴角慢慢往上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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