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笑，讓她頭皮都炸了，渾身汗毛全豎了起來。作案未成的男人非但沒有跑，反而繞到了窗外，就那麼陰森森地盯著她。
她瘋了一樣撥通了丈夫的電話。丈夫很快趕了回來，進門前左右都看了，沒發現什麼可疑的人，這才進了門。
可就在丈夫摟著她、一遍遍說著“沒事了”的那一刻，窗外那張臉又出現了。他還在笑，笑得讓人骨頭縫裡往外冒寒氣。
夫妻倆這輩子都忘不了那個笑容。他們抖著手報了警。
警察幾分鐘內就趕到了。可接下來發生的事，讓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民警聽夫妻倆描述完那人的特徵，猛地一拍大腿，“哎呀”了一聲。
原來就在剛才趕來的路上，他迎面碰見過這麼一個人，和夫妻倆說的一模一樣。
三個民警掉頭就追了出去，把周圍翻了個遍，可那人像被夜風颳走了，一點影子都沒留下。
趕著去救人的警察，和正往外逃的兇手，就在那條巷子裡擦肩而過。這種事好像只會出現在戲裡，可偏偏就在現實裡活了。
更叫人扼腕的是，儘管當時警方撒出去大量警力，把案發周邊像篦子一樣篦了一遍，可到底沒能揪出那個影子。
就在這起未遂案過去一年後，張欣到了白銀。他要做的，就是靠那幾名目擊者的回憶，畫出兇手的真實面目。
可挑戰就擺在眼前——目擊者有三個，可事情己經過去整整一年了，那些印在腦子裡的畫面，還能剩下多少？
張欣自己都說：“這個困難，主要就在目擊者的回憶上。這三張畫像，我本來打算一天弄完，結果足足畫了三天。記憶這東西，是不可能憑空增加的，它只會一點一點地消失。隔了一年多，這種畫像的難度，想都想得到。”
畫像開始前，他分別跟三個目擊者聊天。一圈聊下來，他發現三個人裡頭，就記憶的深淺而言，那個女事主記得最牢，女事主的丈夫次之。
他按程式讓白銀警方把原來的八起案子材料全提過來，看看目擊者當初到底說了什麼。白銀警方用三輪車，足足運來了三麻袋的材料。
張欣說：“一開始我還是比較興奮的，因為裡頭調查訪問的材料不算少。可從頭到尾翻下來，真正有用的資訊幾乎沒有，心一下子就涼了。後來想想也對——嫌疑人在屋裡作案，殺完了人還有充裕的時間割走不同器官，這說明他選的環境相對很封閉，目擊者肯定少得可憐，能留下的有效資訊自然就更少了。”
那位跟兇手打過照面、因為反應機警才活下來的女工，坐在張欣面前，紅著眼眶說：“張老師，我也想把他畫出來，我也苦得很。我們兩口子，跟著警察整整走了一年，他們天天拿一堆照片讓我們認，看了一年，印象早就糊掉了。”
張欣聽了，心裡不是滋味。他後來分析，女事主跟兇手前後有過三次照面：一轉身是第一眼，窗戶上第一次發現那人是第二眼，等丈夫來了以後，夫妻倆一起看見窗外那張臉，是第三眼。
這三次刺激，對她來說是刻在骨頭裡的，所以她腦子裡的記憶，條件比另外兩個人稍微好一些。
而那個跟嫌疑人擦肩而過的警察，是被動記下的，印象最模糊，可信度自然也最低。
可真正讓張欣頭疼的，還不是記憶的深淺，而是目擊者腦子裡那些己經變了形的概念。人一害怕，就會不自覺地往裡添東西。
女事主跟他說的時候，用的詞是“這個人很兇”“他笑起來很神經質，是一種奸笑”。這全是帶著主觀想象的話。
張欣知道，如果他真照著這種概念化的描述去畫，筆下的那張臉，一定會走進岔路里去。
他該怎麼辦呢？
面對三個目擊者或帶著主觀色彩、或彼此對不上號的描述，張欣沒有急著動筆。
他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聊天上，一次又一次地跟他們磨——得把那些被恐懼和想象裹住的東西一層層剝開，才能摸到真正有用的那一丁點事實。
案子太大，每一句話都得掰開了揉碎，從中篩出可用的碎屑。他基本上是按他們描述的身高、體態、大致臉型去拼。
張欣說，不同的臉型、不同的胖瘦，跟一個人的五官是有關聯的——胖人長不出瘦鼻子，瘦人也不可能掛個胖鼻子，窄窄的顴骨上擱不住一雙大眼睛。
只能靠這些科學的關聯和規律，去偽存真，從他們說的胖瘦、寬窄裡頭，倒推出哪些描述是可靠的，哪些純粹是嚇出來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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