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愛軍說，當年像高承勇這樣的老高中生，不比現在的大學生差，是有些底子的。
高承勇那筆字，力透紙背，能寫得那麼好的，如今己經少見了。
跟他一起出去打工的農民工裡頭，很多人是文盲，他心裡大概會有一種巨大的落差。
有一個背景可作參考：1996年到2000年那幾年，白銀己經成了典型的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跌到了谷底，失業的人猛增，公共服務嚴重滯後。
像高承勇這樣沒有一技之長的外鄉年輕人，想找一份穩當的工作，希望相當渺茫。
在蘭州唯一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青城鎮，高家祠堂一首是分量最重的景點。
祠堂始建於一七七九年，裡頭有道光皇帝御賜的匾額，還陳列著高氏家族七位文武進士的事蹟。
祠堂的守護人組長高孝清，如今對“高承勇”這三個字格外敏感。
很多族人主張把高承勇從族譜裡一筆勾掉，只有高孝清說得斬釘截鐵：“不能刪。犯罪的是他這個人，不是他這個名字。他姓高，這是變不了的事實。要是從族譜裡刪掉他，後面就接不上了。”
他說，擱在過去，高家祠堂規矩大得很，要是按從前的家法，高承勇犯下這樣的事，是要被帶到祠堂裡，按規矩鞭打、示眾，一樣一樣罰過來的。
高承勇被抓之後，有記者輾轉聯絡上了他的大兒子高鑫。
從這場對話裡，我們得以窺見這個男人在家庭中的另一面。
記者問：“昨天白銀連環殺人案的疑犯高承勇被控制，他是你的父親嗎？”
高鑫回答：“是我父親，我從新聞上看到的資訊，應該是的。”
他是夜裡在宿舍準備睡覺時，一個老鄉朋友發來微信，才知道這個訊息的。
“我一看名字就有點懵了，第一反應是，是不是搞錯人了？趕緊上網看了一下，核對了一下資訊。”
確認那就是父親之後，高鑫陷入了巨大的茫然：“我很震驚，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也不知道怎麼應對了。”
他接受了這個事實，但他說，“我現在都不能理解他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白銀案的事，他以前也聽過，可“完全聯絡不到一起”。
說起這個家，高鑫的語氣裡透著一種小心翼翼的疏離。
他常年在外地讀書，父親以前也在外打工，家人聚少離多，真正能湊在一起的，只有每年過年那幾天。
“一般我在家時，家裡都是比較平和的，但我不在家時，父母前些年有時候會吵架。”
吵架的根由，多半是因為錢——父親打工掙來的錢，不少都扔在了賭桌上。
“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打工的錢很多都是賭博輸掉了，至少有一兩年是這樣。”
高鑫說，他討厭這件事，所以從不多問，那時他還太小，也不知道到底輸了多少。
家裡的經濟條件，並沒有因為父親年復一年地外出打工而有什麼起色。
母親在學校裡開起小賣部之後，才把父親喊回來幫忙，也就這三西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