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懾紀元之初，人類社會在經歷黑暗森林的衝擊之後迎來了短暫的平和。
但這種平和只持續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很快，整個人類社會便陷入到了一個更大的動盪之中。
這便是二代執劍人托馬斯·維德執劍時期。
托馬斯·維德透過第五面壁者林遠的地球online計劃所產生的奈米機器人完成了殘酷的獨裁統治。
在他執劍時期人類總體的生育率暴跌百分之三百，平均幸福指數甚至不到危機紀元的一半，要知道危機紀元可是一個絕望的時代。
托馬斯·維德執劍時期讓人類覺得比三體危機更加絕望。
但事情總有兩面性。
托馬斯·維德或許不是一個合格的執劍人，但他對文明博弈的洞察力絕對是無人能及的。
後面的歷史證明，若不是托馬斯·維德強硬的推行“星艦地球流浪計劃”，那麼人類或許會喪失最後一絲生機。
除此之外，托馬斯·維德的獨裁統治也讓後來的人類社會進行了一系列的反思。
首先人類明白了技術進步的一個缺陷就是讓個體擁有能凌駕於團體之上的絕對暴力。
要論證這個缺陷，我們需要先界定“絕對暴力”的內涵。
“絕對暴力”並非指單兵武器的物理破壞力（如手槍），而是指個體能夠憑藉技術槓桿，在極短時間內對文明系統（經濟、基因、資訊、能源等）造成不可逆的系統性損壞。
在人類的歷史上，大規模的殺傷（如屠城）需要龐大的組織協作，團體（國家或者軍隊）是這種暴力的唯一載體。
而回望二代執劍人執劍時期，奈米機器人叢集的出現讓個體的惡念與人類社會的脆弱性之間不再隔著工業化大生產的組織壁壘，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單人滅世”的現象。
而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眾說紛紜，流傳最廣的說法就是——科技的發展加速了“決策時間的壓縮”，剝奪了團體的緩衝機制。
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我們都知道團體的決策依賴於民主或科層制，反應時間以小時或天計算。
而在奈米機器人的量化交易演算法下，團體龐大的糾錯機制在這個時間尺度前顯得笨拙而無效，個體利用“時間差”獲得了對群體命運的臨時掌控權。
這當然不是說團體決策不好，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團體沒有事先預料到這種情況的發生才導致的災難。
傳統團體的暴力受限於團體需要長期存續而經過漫長時間演化而出的道德束縛。
而個體利用技術施暴時，面對的只是一串資料，其缺乏對血肉之軀的首觀共情。
這種“去人性化的操作介面”使得個體在實施絕對暴力時的心理閾值極低。
人類進化出的群體道德倫理在科技賦予個體的匿名性和距離感面前會被急劇架空。
於是托馬斯·維德的獨裁統治就給剛走出搖籃的人類文明提了一個醒——
科技發展的漏洞在於安保機制的更新速度有時會滯後於賦權的速度。
人類花了數千年建立“團體約束個體”的社會契約，但當科技讓個體擁有“核按鈕”般的系統許可權時，個體的心智卻停留在石器時代的部落競爭。
此時文明體系便失去了對“最壞個體”的免疫能力，這就是科技演進最隱秘、也最致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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