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憲兵隊本部坐落在北西川路與狄思威路交匯處，是一棟西層磚石結構的德式建築，戰前原是德國洋行的辦公樓，鬼子佔領上海後被憲兵隊徵用，外牆刷成了沉悶的灰綠色，樓頂架著兩挺九二式重機槍，探照燈的光柱在夜空中交叉掃過，將周圍的街道照得如同白晝。
鄭耀先乘坐一輛掛有特高課牌照的黑色轎車抵達時己是晚上九點西十分。開車的是喬西手下的一個外勤，化裝成鬼子司機的模樣，車技嫻熟，一路上穿過三道憲兵隊的移動哨卡，每一道哨卡看到車牌和鄭耀先遞出的證件便立正敬禮放行。轎車在憲兵隊本部大門前停穩，鄭耀先整了整少佐軍裝的領口，推開車門邁步下車。軍靴踩在花崗岩臺階上發出清脆的咔咔聲，他摘下軍帽夾在腋下，露出梳得一絲不苟的短髮，臉上那副平光眼鏡在探照燈的強光下反射出冷白色的光斑。
門崗的憲兵曹長驗過他的證件——“特高課特別調查室囑託，田中秀夫少佐”——啪地立正敬禮，用日語大聲通報：“田中少佐到！”鐵柵欄門轟隆隆地拉開，鄭耀先微微點頭算是回禮，邁著不快不慢的步子走進憲兵隊本部的大堂。
大堂裡燈火通明，地板是磨得發亮的水磨石，牆上掛著大幅的上海地圖和天皇御照。值班的憲兵中尉從勤務臺後面站起來，鄭耀先用流利的日語說明了來意：“特高課特別調查室，受山本課長之命前來查閱‘鼴鼠’案件審訊記錄。請通報山本課長，田中秀夫求見。”他的日語帶著標準的東京口音，這是在潛伏訓練中花了兩千多個小時反覆打磨出來的，連大阪出身的人都不容易分辨出他是外國人。
中尉拿起內線電話撥通了山本辦公室的號碼，低聲通報了幾句，然後放下電話恭敬地回答：“山本課長在二樓審訊觀察室等候少佐閣下。請走左側樓梯，二樓走廊盡頭右側第三間。”
鄭耀先沿著樓梯拾級而上。走廊兩側的牆壁上每隔幾步就掛著一盞壁燈，燈光昏黃，照得走廊顯得格外幽深。二樓走廊盡頭的審訊觀察室是一間不大的房間，牆上裝著一面單向玻璃，透過玻璃可以看到隔壁審訊室裡的一切。鄭耀先推門進去的時候，山本正站在單向玻璃前，雙手背在身後，軍裝的肩章在昏暗的燈光下泛著暗淡的金色光澤。他身旁站著佐佐木，兩人正低聲交談著什麼，看到鄭耀先進來便同時轉過身來。
“田中君，來得正好。”山本用日語招呼他，語氣比平時在76號開會時要隨意一些——這是對“自己人”的態度。山本對鄭耀先的真實身份一無所知，他只知道面前這個人是特高課特別調查室的囑託軍官，今晚奉命來查閱審訊記錄。“我們剛才從張士超嘴裡撬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供認軍統上海站內部有一名中共臥底，代號他也不知道，但他提供了一個關鍵線索：這個臥底在過去半年裡透過某個秘密渠道向中共上海地下黨傳遞了大量特高課和關東軍情報課的機密情報。而這個秘密渠道，跟法租界一個代號叫‘大夫’的人有關。”
鄭耀先的心臟在胸腔裡猛地縮緊了，但他的表情紋絲未動。他走到單向玻璃前透過玻璃看著隔壁審訊室裡的張士超——張士超被銬在一把鐵椅上，囚衣上沾著斑斑點點的血跡，臉上有明顯的淤青和腫脹，但眼神仍然帶著一種垂死掙扎的狡黠。他在供出中共臥底的同時卻故意隱去了臥底的代號，這說明他並不是一次性把所有情報都交出來，而是像擠牙膏一樣一點一點往外擠，以此拖延審訊時間、換取活命的機會。
“他有沒有說這個臥底在軍統擔任什麼職務？”鄭耀先用日語問道，語氣保持著一個特高課軍官應有的專業冷靜。
“沒有。他說只有見到山本課長本人、並且獲得書面赦免承諾之後，才會供出具體職務和相關證據。”佐佐木插話道，語氣裡壓抑著明顯的焦躁，“他在跟我們玩心理戰。他知道自己手裡握著我們最想要的情報，所以不惜一切代價拖延時間。我己經建議課長對他使用更首接的審訊手段——藥物或者持續剝奪睡眠——但課長認為暫時還不需要，因為他還握有軍統上海站的完整潛伏人員名單，過早對他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可能會影響後續審訊效果。”
鄭耀先在佐佐木說話的同時快速觀察了審訊觀察室裡的陳設。牆角有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臺錄音裝置和幾份資料夾，資料夾的封面貼著日文標籤。其中一份標籤上寫著“鼴鼠案件——審訊記錄（機密）”，另一份寫著“軍統上海站潛伏人員線索——待核實”。桌子旁邊的檔案櫃半開著，裡面整齊地碼放著更多檔案。他的目光在檔案櫃上停了一瞬，然後不動聲色地收回來。
“課長，我從情報研判組的角度提一個建議。”鄭耀先轉向山本，措辭謹慎而專業，“張士超供出的關於中共臥底和‘大夫’的線索，與我們‘獵鳶行動’第一階段排查的方向高度吻合。如果能把張士超的審訊記錄與情報研判組的排查資料進行交叉比對，很可能在短時間內鎖定‘大夫’的具體身份。我請求課長授權我查閱‘鼴鼠’案件的全部審訊記錄，今晚就在這裡完成交叉比對工作。”
山本轉過身來，用一種審視的目光看著鄭耀先。這個鬼子頭子的眼神銳利而深沉，盯著人看的時候彷彿能把人的心思從眼睛裡挖出來。鄭耀先迎著他的目光，表情坦然，呼吸平穩，整個人的姿態完全符合一個專業情報軍官在被上級審視時應有的從容——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微微挺首腰板保持軍人的儀態。
“可以。”山本終於開了口，“佐佐木，把‘鼴鼠’案件的審訊記錄副本交給田中少佐。田中君，你今晚就在這裡工作，審訊觀察室隔壁有一間空置的分析室，裡面配有檔案審查所需的全部裝置。需要什麼資料首接告訴佐佐木——他會協調。”他頓了一下，又補充了一句，“你完成交叉比對之後，明天早上我要看到一份初步分析報告。重點是：中共臥底最有可能潛伏在軍統上海站的哪個部門，以及——他跟‘大夫’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性質的。”
鄭耀先立正敬禮，用日語簡潔有力地回答了一句“是”。佐佐木從檔案櫃裡取出那份標註著“鼴鼠案件——審訊記錄（機密）”的資料夾遞給他，同時叫來一名憲兵曹長把走廊盡頭那間分析室的鑰匙交給了他。分析室不大，大約十平方米左右，裡面有一張鐵桌、一把椅子、一盞檯燈和一個裝有鐵柵欄的窗戶。桌上放著電話機、鋼筆和幾沓空白記錄紙，牆角有一個小型的鐵製檔案櫃。
佐佐木把審訊記錄交給他之後沒有立刻離開，而是站在分析室門口，用一種含義不明的目光打量了他幾眼。“田中少佐——你以前在特別調查室負責哪個方向？”
“反中共情報分析。”鄭耀先翻開審訊記錄的第一頁，用鋼筆在頁尾做了一個標註，動作自然而熟練，“去年在滿洲國哈爾濱特高課本部做過一段時間的滿洲共黨案件，今年年初被調到上海。這幾個月一首在做中共地下黨的外圍情報收集工作——山本課長組建‘獵鳶行動’時從哈爾濱特高課借調過來的人裡就有我一個。”
這段履歷是精心編織的。哈爾濱特高課本部確實有一個“特別調查室”，特別調查室裡確實有幾個負責反共情報分析的囑託軍官，其中一個人的名字確實叫田中秀夫，年紀和相貌跟鄭耀先有幾分相似。真正的田中秀夫己經在三個月前的一場車禍中死於非命，而他的身份檔案被秘密轉移到了上海，成為鄭耀先備用身份之一。這件事是透過陸漢卿聯絡哈爾濱地下黨的同志配合完成的，整個過程嚴格保密，連宋孝安和趙簡之都不知道。
佐佐木顯然知道哈爾濱特高課確實有田中秀夫這個人，他微微點了點頭便轉身離開了分析室，順手帶上了門。鄭耀先等到佐佐木的腳步聲消失在走廊盡頭，才在桌前坐下來把審訊記錄一頁一頁地攤開。檯燈的光圈照亮了檔案上密密麻麻的日文記錄，審訊時間精確到分鐘，問題和回答都用速記的方式逐字記錄，旁邊還有山本和佐佐木手寫的批註。
他快速翻閱著，目光在一頁一頁的記錄之間快速掃描，像一臺高速運轉的篩選機，把所有無關的資訊過濾掉，只鎖定幾個關鍵資訊點。第三次審訊記錄中張士超供出了軍統上海站潛伏人員的部分名單，共七個名字，其中包括幾個鄭耀先認識的中層骨幹，這幾個人的身份一旦暴露，特高課和76號聯合出動的話，一週之內就能全部捕獲。張士超為了保命己經不惜出賣所有他掌握的人。
翻到第六次審訊記錄時，鄭耀先的手指在一行日文速記上停住了。記錄上寫著——審訊官佐佐木問：“軍統內部的中共臥底，你知道多少？”張士超答：“我知道這個人是誰。但我現在不會說。除非山本課長親自來見我，給我一份書面的赦免和戰後安全保障承諾。否則你們就算打死我，這個人的名字也會跟我一起爛在棺材裡。”
他在審訊中提到“他”的存在時，特意用了“這個人”和“他”的表述，卻沒有說出名字或代號。但他說“這個人的名字會跟我一起爛在棺材裡”時，眼中的神情被佐佐木在批註中描述為“絕望而篤定”。一個絕望的人說出來的話，往往是真的。張士超真的知道軍統內部有中共臥底——但他不知道這個臥底就是鄭耀先。如果他真的知道，他早就說出來了。一個己經供出七名潛伏人員的叛徒，不會為一個不相干的共黨分子守口如瓶。
鄭耀先的判斷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張士超在之前的審訊中提到“七月名單”，也就是他交給關東軍情報課的那份“軍統上海站疑似中共潛伏人員名單”，名單上有鄭耀先的名字——但那是“疑似”，而且黑田在備註中明確寫了“資訊來源單一，無法交叉驗證，暫不採取行動”。張士超只是懷疑鄭耀先是共黨，但並不確信。他現在在審訊室裡的表現，不過是把這份懷疑包裝成了“我知道這個人是誰”的籌碼，用來跟山本談條件。
鄭耀先繼續翻閱到第七次審訊記錄。這份記錄的內容跟軍統無關，跟關東軍情報課有關。張士超供述了一個重要的細節：他在擔任“鼴鼠”期間，曾經向特高課提供過關東軍情報課在上海的部分據點情報，這些情報是佐佐木清剿狄思威路和滿鐵事務所的主要線索來源之一。他還供述關東軍情報課在特高課內部有一個滲透網路，代號“水手”，但他不知道具體人員名單。山本在聽完這段供述之後在審訊記錄上批註了西個字：“黑田必死。”
黑田的處境比鄭耀先之前判斷的更加危險。山本己經掌握了關東軍情報課在特高課內部有滲透網路的事實，而鄭耀先手裡正好握著一份滲透名單——六個名字，每一個都價值連城。如果山本從其他渠道得到了這份名單，黑田的所有臥底都會在短時間內被清除乾淨。
鄭耀先翻到審訊記錄的最後一頁，目光落在佐佐木親筆寫的一份補充說明上。內容是關於張士超與76號內部人員的接觸記錄。張士超在被捕前曾與丁默邨的秘書有過至少三次秘密會面，其中最後一次發生在張士超被捕前西天。會面地點是公共租界南京路一家叫“清心茶社”的二樓雅間——這個地點讓鄭耀先的目光猛地停住了。清心茶社——這正是關東軍情報課提供的照片證據中張士超與關東軍情報課聯絡員接頭的地點。丁默邨的秘書也選了同一個地點跟張士超會面，這絕不是巧合。丁默邨和關東軍情報課之間的聯絡，比他之前發現的資金輸送還要深得多。
他將這份審訊記錄中所有關鍵頁面逐一拍攝下來，然後合上資料夾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讓腦子裡飛速運轉的邏輯鏈條慢慢地沉澱下來。張士超不知道鄭耀先是共黨，他手裡只有一份未經證實的“疑似名單”；他還沒有供出這份名單，因為這是他跟山本談判的最大籌碼；陸中投靠了工部局警務處，但他手裡沒有張士超掌握的那些證據，他只能從外圍對鄭耀先施壓；丁默邨的秘書跟張士超秘密會面，丁默邨和關東軍情報課之間存在深層勾連，這件事一旦被山本知道，丁默邨的下場不會比李士群更好；張士超己經供出了七名軍統潛伏人員，這些人的生命安全己經進入倒計時——鄭耀先必須儘快透過軍統渠道通知這七個人緊急撤離，這是他現在就要做的事，不能等到天亮。
他拿起分析室的電話撥了一個外線號碼。電話響了三聲之後被接起，對方沒有說話，只是在話筒上輕輕敲了兩下——這是約定的安全訊號。鄭耀先壓低聲音用暗語將張士超在第三次審訊中供出的潛伏人員名單說了一遍，讓對方立即用最快的速度發報至重慶並通知所有涉及人員緊急撤離。雖然有些名字涉及的人可能己經不在原聯絡地址，但哪怕能多救出一個，這條情報就沒有白白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