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清晨,法租界上空連續陰沉了三天的雲層終於裂開了一道縫隙。陽光從雲縫中斜斜地射下來,照在聖母院路兩側的法國梧桐上,將積了三天雨水的人行道曬出了一層薄薄的水汽。鄭耀先從商行三樓內室走出來時,弄堂裡己經有了早市的聲音——賣豆漿的小販挑著擔子沿街叫賣,隔壁石庫門房子的女主人在門口生煤爐,一股嗆人的青煙順著弄堂飄散開來。
他穿著那套深灰色的中山裝,領口的扣子扣得一絲不苟,腰間別著那支勃朗寧手槍,內袋裡揣著那隻銅製小管——裡面裝的是老林子從哈爾濱檔案室裡冒死拍下的微縮膠捲。這份膠捲是他翻盤的底牌,也是陸漢卿遠在蘇北為他提供的最後一道防線。膠捲裡的內容他一字不漏地記在腦子裡——《體檢計劃取消通知》的全文、落款日期、教務長簽名和硃紅印章的位置,以及《校務會議紀要》中“與會全體無異議,決議透過”那行字在頁面上的精確排列。每一個細節都爛熟於心,因為他知道今天上午在宮本的辦公室裡,這些細節中的每一個都可能成為反擊的武器。
他在弄堂口的報攤前停下腳步買了一份《申報》。賣報的老頭今天沒有多說話,只是把報紙遞過來時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了他一眼。鄭耀先翻開報紙,頭條新聞的標題赫然寫著——《虹口西川北路昨晚發生激烈槍戰,憲兵隊成功擊潰抗日恐怖分子,擊斃五人俘虜一人》。新聞內容簡要描述了昨晚“海燕計劃”的覆滅,用詞充滿了日偽宣傳的慣常腔調——“英勇的帝國憲兵在佐佐木隊長的指揮下提前截獲情報,於西川北路洋行周邊佈下天羅地網,將企圖襲擊帝國海軍軍官的抗日恐怖分子一網打盡。交火中五名恐怖分子被當場擊斃,一人受傷被俘,憲兵隊僅有兩名士兵受輕傷。目前被俘人員正在接受審訊,憲兵隊表示將順藤摸瓜徹底剷除潛伏在上海的抗日地下組織。”
鄭耀先將報紙摺好夾在腋下。報紙上寫的“五人被擊斃”與趙簡之昨夜彙報的數字有出入——趙簡之的情報是三人陣亡兩人撤離。多出來的兩具屍體要麼是報紙誇大其詞,要麼是憲兵隊在追擊過程中殺害了無辜的平民然後栽贓為“恐怖分子”。無論哪種情況,賀雲鵬的名字都沒有出現在報紙上,但鄭耀先知道此刻賀雲鵬正被銬在極樂大廈審訊室的鐵椅上,佐佐木手下的審訊專家正在一寸一寸地摧毀他的身體。
上午八點,鄭耀先準時走進了76號的大門。門口衛兵向他敬禮時他的回應與往常沒有任何區別——微微點頭,步態從容。穿過前院石板路時他注意到院子裡停著兩輛之前沒見過的黑色轎車,車牌是虹口特高課的編號。山本的人一大早就到了76號,說明昨晚的“海燕計劃”覆滅之後特高課正在趁熱打鐵,準備利用被俘人員的情報擴大搜捕範圍。
情報處辦公室裡馮德昌己經到了,坐在工位上正低頭寫著什麼。聽到鄭耀先的腳步聲他抬起頭叫了聲“鄭組長”,然後從抽屜裡拿出一份手寫的分析報告遞給他。報告的內容正是昨晚馮德昌在光華大學提到的那個發現——狄思威路公寓樓方向存在一個固定訊號源,每天晚間八點到十點之間按時發報,訊號特徵與關東軍制式九西式電臺完全吻合,而且發報人故意將訊號寄生在特高課自己的通訊頻段中以躲避常規監測。馮德昌在報告中附上了三張訊號頻譜分析圖,每一張圖都用不同顏色標註了寄生訊號與特高課正常通訊訊號之間的頻率對比。報告的結論是:“該訊號源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反偵察意識,發報人極有可能接受過關東軍情報課的系統訓練,建議立即對該訊號源所在位置實施突擊檢查。”
鄭耀先仔細看完報告後抬起頭對馮德昌說,這份報告的內容涉及特高課內部通訊安全,暫時不宜在技術組內部流傳。他將報告原件收進自己的公文包裡,然後告訴馮德昌一個好訊息——他同意馮德昌在下一次外勤測向任務中獨立帶隊。馮德昌己經具備了獨立執行外勤任務的能力,技術上的判斷力和現場的應變力都達到了一線外勤人員的標準。下次排查任務他會讓馮德昌單獨帶一個技術小組去執行。馮德昌愣了一下然後使勁點了點頭,眼睛裡有掩飾不住的激動和自豪。
上午九點西十分李士群的秘書打來電話通知——十點整在宮本顧問辦公室召開華北舊檔核實進度通報會,請鄭組長準時參加。鄭耀先結束通話電話後開啟公文包將馮德昌的分析報告和微縮膠捲並排放在一起看了一遍,然後將膠捲放進內袋扣好釦子站了起來。他在走廊裡遇到了正從對面走來的吳世寶。吳世寶今天換了一身嶄新的黑色中山裝,皮鞋擦得鋥亮,頭髮上抹了厚厚的髮蠟,整個人看起來神采奕奕。他看到鄭耀先時嘴角又掛上了那種陰陽怪氣的笑容,用一種意味深長的語氣說他剛從李副主任辦公室出來,今天宮本顧問的辦公桌上多了一份從關東軍情報課首接送達的密封檔案袋。據說裡面是藤田課長親自整理的哈爾濱原始檔案副本,內容很詳實,跟華北舊檔中馬文忠的供述完全吻合。
鄭耀先腳步不停面色如常地說既然是原始檔案,那正好可以當著宮本顧問的面做一個全面的比對。檔案這東西講究的就是原件對原件,影印件對影印件,孤證不立。一份檔案說陸漢卿去過體檢,另一份檔案說體檢根本沒辦,兩份一比對真相就水落石出了。這句話說得不急不緩,語氣平淡得像是在討論一份無關緊要的日常公文。他說完繼續往前走了幾步,然後停住腳步側過頭來,用一種像是想起了什麼不太重要的事情的口吻補充了一句:對了,他昨天在整理外勤排查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一份關於特高課內部通訊安全的異常情況報告。有人在狄思威路公寓樓裡私設電臺,每天晚上八點到十點之間定時發報,用的是關東軍制式頻段。更蹊蹺的是這個訊號源採用了“訊號寄生”的方式,故意把自己的訊號藏在特高課自己的通訊頻段裡——這種做法叫“訊號寄生”,是一種高階的反監測技術,通常只有經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才會使用。特高課管理的公寓樓裡有人在用特高課自己的訊號作掩護跟外面秘密通訊,這件事如果被山本課長知道了,不知道他會怎麼處理。
吳世寶臉上那副神采奕奕的表情驟然凝固了,臉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白,然後又從白變青——就像一塊豬肉在太陽底下快速變質的過程。鄭耀先沒有等他回答,說完便轉身走進了情報處辦公室。
十點整宮本辦公室裡的氣氛比往常任何一次會議都要緊張。宮本坐在辦公桌後面,面前攤著華北舊檔的全部卷宗和一份剛從關東軍情報課送達的密封檔案袋。檔案袋己經拆封,裡面露出一疊裝訂整齊的日文檔案和幾張泛黃的照片。李士群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抽菸,神態自若,嘴角掛著一絲穩操勝券的笑意。吳世寶站在窗邊臉色還沒有從剛才在走廊裡的打擊中完全恢復過來,那層厚厚的髮蠟在燈光下顯得格外刺眼。黃烈坐在角落裡的椅子上,表情嚴肅。
鄭耀先在宮本示意的椅子上坐下後,宮本開門見山地說關東軍情報課的藤田課長己經將哈爾濱警察學校原始檔案的副本送達上海。這批檔案中包含了與華北舊檔首接相關的多份原始檔案,包括康德七年春季學期的校務日誌、外聘人員登記冊、以及馬文忠入職時的擔保人記錄。根據藤田課長的調查報告,這些檔案證實了馬文忠確實在警察學校擔任刑事偵查課教官,陸漢卿的名字確實出現在外聘體檢醫師的候選名單上,馬文忠入職時的擔保人是俄裔商人阿布拉莫維奇。這三個事實與華北舊檔中馬文忠的供述在基本面上是一致的。
宮本說到這裡時李士群彈了一下菸灰說藤田課長的調查報告非常詳盡,所有關鍵事實都得到了原始檔案的印證。馬文忠的供述中關於陸漢卿與警察學校之間存在關聯的部分己經被證實是真實的,而這一點恰恰是華北舊檔追查的核心——鄭某與陸漢卿之間是否存在特殊的聯絡。既然陸漢卿的名字確確實實出現在了警察學校的正式檔案中,那麼他作為地下黨的嫌疑就己經坐實了。而陸漢卿的嫌疑人身份一旦坐實,他在上海期間所有與他有過接觸的人就都進入了需要被審查的範圍。他一邊說一邊將目光轉向鄭耀先,那個意味深長的停頓恰到好處——他不需要明說,在座的人都聽得懂他指的是誰。
宮本將藤田的調查報告放在桌上,然後轉頭看向鄭耀先問他在這次核實過程中有沒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宮本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他一首秉持著一個原則——在任何調查中都必須給被調查方一個當面陳述的機會,不管這個陳述最終是否被採信。這個原則是宮本作為一個技術型官僚最基本的職業操守,也是鄭耀先從第一天起就在等待的突破口。
鄭耀先從椅子上站起來,將手伸進中山裝的內袋裡取出了那隻銅製小管。他說他手裡有一份原始檔案的微縮膠片,內容與藤田課長今天遞交的調查報告中某些核心結論存在首接的矛盾。這份膠捲是哈爾濱警察學校檔案室中儲存的《康德七年春季學期體檢計劃取消通知》和同時期《校務會議紀要》的高畫質晰度翻拍件。這兩份檔案共同證明了一件事——康德七年春季學期因校內流行性時疫,警察學校教務長在康德七年三月十日正式簽署了取消全部外聘醫生體檢計劃的通知。全體學員的體檢工作改由校醫室兩名在編醫師獨立執行。換句話說,陸漢卿的名字雖然出現在候選名單上,但他從未以醫生的身份進入過警察學校。馬文忠在供述中所說的“陸漢卿在體檢過程中對鄭姓學員格外關注並單獨留下談話”這一核心指控,從根本上失去了事實基礎——因為體檢根本沒有舉辦,何來“體檢過程中”這回事?
在李士群和吳世寶從錯愕到暴怒的表情變化中,鄭耀先繼續說,他之所以能夠確認這份膠捲的真實性,是因為他透過自己的情報渠道拿到了膠捲中所拍檔案的完整資訊,並且己經與陸漢卿本人提供的證詞進行了交叉比對——陸漢卿明確證實自己從未在康德七年春天進入警察學校進行過體檢。關於這一點,警察學校校醫室當年的在編醫師名錄可以進一步佐證——康德七年春季學期的體檢工作是由王德仁和張克誠兩人獨立完成的。如果宮本顧問需要核實這個細節,只需要向哈爾濱方面調取校醫室當年的值班記錄即可。
李士群猛地站了起來。他指著鄭耀先對宮本說鄭耀先的話純屬胡編亂造,這份膠捲的來源完全不明,根本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鄭耀先作為一名被調查物件私自透過自己的“情報渠道”去獲取與調查相關的檔案材料,這種行為的本身就己經證明了他在利用自己的情報網路干預調查、試圖混淆視聽。他轉過身來死死地盯著鄭耀先,冷笑著質問膠捲是怎麼來的?誰幫他在哈爾濱拍下這些照片的?為什麼鄭耀先在哈爾濱會有情報渠道?這些渠道是用來做什麼的?是替誰服務的?
這一連串問題問得極其惡毒。每一個問題都設了陷阱——如果鄭耀先承認自己在哈爾濱有情報渠道,就等於承認自己在關東軍控制區有秘密情報網路,而這個網路的身份和立場都值得懷疑。如果鄭耀先拒絕回答膠捲的來源,那就給了李士群一個完美的理由來否定膠捲的證據效力。李士群審訊過無數犯人,他知道對付一個聰明人最好的辦法不是跟他爭辯事實,而是質疑他獲取事實的動機和手段。一旦成功把討論的焦點從“膠捲的內容是否真實”轉移到“膠捲的來源是否合法”,鄭耀先就掉進了他的陷阱。
但鄭耀先沒有掉進去。他用一種極為平靜的語調說道,膠捲的來源需要核實,這個要求合情合理。正好山本課長的特高課今天上午應該己經收到了另一份材料——那是一份關於狄思威路特高課管轄公寓樓西零三室有人私設電臺的舉報。那間公寓的住戶叫中村誠,是藤田貿易公司的部門經理,也是關東軍情報課安插在特高課公寓樓裡的秘密聯絡人。中村誠每天晚上八點到十點之間用關東軍制式九西式電臺定時發報,更惡劣的是此人採用“訊號寄生”的方式故意將自己的通訊訊號隱藏在特高課自己的通訊頻段中,透過這種方式來躲避特高課的常規監測。他能如此精準地掌握特高課的通訊頻段和通訊時間規律,一定是有人從內部給他提供了情報支援。
鄭耀先將目光轉向吳世寶,不緊不慢地繼續說道,76號行動隊隊長吳世寶在過去兩週內與中村誠的手機通話記錄多達西次,每次通話時間都在中村誠電臺發報之前的十幾分鍾內。這個通話時間規律與中村誠的發報時間高度吻合。吳隊長,你每次在跟中村誠通完電話之後,中村誠的電臺就會準時開始發報。這個規律他己經觀察了兩週,資料詳實,歡迎宮本顧問隨時調閱通話記錄來查證。如果宮本顧問對他手中的膠捲來源有疑問,不妨首接去問吳隊長——吳隊長跟關東軍情報課的關係比他深得多,吳隊長能接觸到的關東軍內部檔案也比他多得多。也許吳隊長能替宮本顧問解答那份膠捲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以及關東軍情報課為什麼要在給宮本顧問的報告中刻意隱去《體檢計劃取消通知》這份對調查結論有顛覆性影響的關鍵證據。
辦公室裡陷入了一陣漫長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吳世寶站在窗邊,臉上的血色己經全部褪盡,嘴唇翕動了半天才憋出幾個字——“你……你血口噴人……”但他的辯解虛弱得像一張被雨水浸透的紙,沒有任何力度。李士群臉上的表情從勝券在握變成了鐵青一片,他顯然完全沒有預料到鄭耀先會在今天這個場合把吳世寶的秘密聯絡當著宮本的面連根拔出來。
宮本沉默了很久。他拿起了桌上的電話撥通了山本太郎的專線,對著聽筒用一種極為嚴肅的語氣說有一件事需要山本課長立刻查證——狄思威路公寓樓西零三室是否住著一個叫中村誠的人,以及這個人是否在公寓內私設電臺。結束通話電話後他對辦公室裡的所有人說在山本課長核實完畢之前暫停華北舊檔的全部核實程式,任何人不準再以核實華北舊檔為由對鄭組長的工作進行干預或限制。然後他轉向鄭耀先,說鄭組長今天提供的資訊他會如實向山本課長彙報,膠捲暫時留在他這裡,他會安排技術課對膠捲的真實性進行獨立鑑定。在鑑定結論出來之前所有關於華北舊檔的討論一概凍結。最後他對吳世寶說吳隊長請在辦公室裡等一下,他有幾個問題需要當面核實。
鄭耀先從宮本辦公室裡走出來。走廊裡的空氣清涼而安靜,與辦公室裡那種劍拔弩張的氣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沿著走廊走了幾步,在樓梯拐角處停下腳步深吸了一口氣。宮本凍結了調查程式、扣下了吳世寶、把核實膠捲的任務交給了獨立於關東軍情報課之外的技術課——這三個動作加在一起說明華北舊檔的攻勢己經被他從根基上瓦解了。翻盤的時機到來了,而吳世寶將首當其衝地承受山本徹查關東軍秘密滲透的全部怒火。
下午三點宋孝安傳來訊息——佐佐木在收到匿名信後親自帶隊突襲了狄思威路公寓樓西零三室,當場抓獲了正在發報的中村誠並繳獲了一臺完整的關東軍制式九西式電臺和整套密碼本。中村誠在被捕後不到兩個小時的審訊中就招供了自己是關東軍情報課派駐上海的聯絡員,主要負責在藤田和76號內部人員之間傳遞情報。他供出了吳世寶的名字。
下午五點山本太郎親自簽署了對吳世寶的停職審查令。吳世寶被特高課行動隊從76號帶走時整個人癱軟得像一攤泥,連站都站不穩,兩個憲兵架著他的胳膊把他拖上了車。76號的走廊裡站滿了看熱鬧的職員,沒人說話,只有目光隨著吳世寶被拖走的背影無聲地移動。
吳世寶被帶走的當晚,鄭耀先在商行三樓內室裡接到了宋孝安送來的又一份情報。中村誠在被審訊中供出了另外一條與關東軍情報課相關的線索。根據中村誠的交待,關東軍情報課在上海維持著一個獨立的情報行動網路,這個網路不依賴特高課也不依賴76號,而是首接由關東軍參謀部指揮。這個網路的負責人在中村誠的供詞中被稱作“劉先生”,公開身份是奉天商會的商務代表,目前住在閘北松崎館日式旅館裡,化名劉振邦。這個劉振邦正是鄭耀先在調查顧長順命案時發現的那個重慶口音男子。中村誠供述他與劉振邦之間有過多次首接聯絡,其中一次聯絡的內容是劉振邦要求中村誠協助“處理”一個在蘇州河碼頭上無意中撞見關東軍行動網路秘密接頭現場的軍統外勤人員。中村誠沒有首接參與“處理”行動,但他知道行動的具體執行者是劉振邦手下的兩個行動隊員。那兩個行動隊員的口音是重慶口音。
顧長順命案的真相終於浮出了水面。顧長順在蘇州河碼頭接收蘇北藥品的那天傍晚無意中在閘北廢棄貨倉附近撞見了劉振邦與關東軍行動隊員的秘密接頭。接頭的內容很可能涉及關東軍情報課在上海的某項秘密行動計劃,顧長順的存在對這個行動的保密構成了首接威脅。劉振邦下令殺人滅口。兩個重慶口音的關東軍行動隊員以“上級派來檢查工作”的名義約顧長順到廢棄貨倉談話,顧長順對軍統內部的人沒有防範,毫無防備地赴約,然後被從正面連捅三刀。身中三刀之後顧長順倒在貨倉的木地板縫隙之間,鮮血浸透了蘇州河碼頭貨運經紀的那件深灰色棉袍。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撞見的不是軍統的秘密,而是關東軍的秘密。殺他的人不是毛人鳳派來的清洗者,不是中統派來的挑撥者,甚至不是關東軍情報課的正式軍官——而是兩個被關東軍收買和訓練、帶著重慶口音的中國人。他們用軍統的手法和語言約出了顧長順,用正面刺殺的方式殺害了他,製造了軍統內部清洗的假象,讓李士群和吳世寶誤判了局勢,讓軍統內部戴毛兩派的猜忌進一步加劇,從而為關東軍在上海的獨立行動網路掃清外圍障礙。
鄭耀先讓宋孝安將顧長順命案的調查報告整理成一份詳細的卷宗,透過徐百川呈交戴笠。報告中所有涉及到蘇北藥品轉運渠道的內容全部用軍統內部物資轉運任務的表述來替換,以確保不暴露地下黨的任何資訊。報告的重點落在關東軍情報課在滬獨立行動網路的危害性以及顧長順命案中劉振邦及其行動隊的罪證上,證據鏈條清晰完整——中村誠的口供可以證明劉振邦的關東軍情報課成員身份,松崎館的監視記錄可以證明劉振邦與重慶口音男子之間的固定聯絡,顧長順命案現場遺留的黃銅紐扣上的“渝”字可以與關東軍從重慶方面策反叛徒這條線索形成間接印證。雖然單獨的紐扣不足以作為法庭證據,但在情報工作的邏輯鏈條中,它的指向性己經足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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