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天晚上八點之前，鄭耀先會將鐵管塞進木樁裂縫裡並在頂部刻好引導標記，然後撤到倉庫二樓的觀察位置全程監控碼頭。如果周永昌按約定到達碼頭，他會找到那根木樁，取出鐵管，確認頻段和暗語的格式是否真實，然後以某種方式發出確認訊號——比如在棧橋上點一根火柴畫三個圈。如果周永昌到達後發現有埋伏或異常情況，他將立即沿事先偵察好的撤退路線消失在楊樹浦方向。
就在鄭耀先緊鑼密鼓地準備與周永昌建立接觸的同時，中統上海站新任主任李政在法租界一處隱秘的辦公室裡展開了一場性質完全不同但目標同樣明確的行動。李政的辦公室設在霞飛路一家法國人開的律師事務所樓上，房間不大但佈置得很考究，牆上掛著上海市區的大幅地圖，桌上放著一臺德制打字機和一排分類整齊的檔案盒。李政本人西十出頭，戴著一副金絲眼鏡，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說話時聲音不高但每個字的發音都極其清晰，讓人無法忽視。
中統的調查方法和軍統有著本質的區別。陸中在軍統上海站啟動的對鄭耀先的調查採用的是典型的軍統式手段——審訊式的面對面試探、對下屬和同僚的交叉談話、對任務檔案和財務賬冊的逐頁審查。這些手段首接而有力，但同時也容易被對手提前防範。李政的中統調查則完全不同，他幾乎從不與被調查物件進行正面接觸，而是採用一種被中統內部稱為“拼圖法”的間接調查技術——從上海、哈爾濱、南京和重慶各地蒐集被調查物件在各種公開和半公開記錄中留下的零散資訊碎片，然後像拼拼圖一樣將成百上千塊碎片逐一嵌合到同一個人的活動軌跡上，最終復原出一個完整而精確的人物畫像。
在過去的幾周裡，李政的手下從法租界公董局的納稅記錄中找到了鄭耀先名下產業的全部登記資訊——包括永昌貿易公司在霞飛路的辦公地址和聖母院路附近一棟以化名購置的小公寓。從上海至哈爾濱的鐵路貨運記錄中找到了茂源貨棧在三年內經手的所有中藥材貨物的發貨單據，這些單據上蓋的印章和簽收人簽字有相當一部分與鄭耀先的筆跡高度吻合。從警察學校的舊檔案中找到了馬文忠當年簽發的學員政治審查表——雖然這份表格本身在華北舊檔調查中己經被證明是偽造的，但李政發現表格所用的紙張生產批次編號與鄭耀先在警察學校受訓期間的其他真實檔案所用的紙張完全一致，這意味著偽造表格的人使用了警察學校檔案室的真實紙張——能夠接觸到這種紙張的人在警察學校內部絕不超過五個。
李政將這些碎片全部貼在自己辦公室的牆上用大頭針和彩色絲線連線成一個不斷擴張的關係網路圖。這張圖上最讓李政感興趣的不是鄭耀先與軍統或76號的關係——那些都是己知的——而是鄭耀先在哈爾濱期間與俄裔商圈之間錯綜複雜的人脈網路。阿布拉莫維奇、彼得羅夫、馬文忠、關東軍情報課前反間諜教官徐秋影——這些人每一個單獨看都與鄭耀先有某種合理的交集，但當李政把所有交集用絲線連在一起時，他看到了一個遠比普通軍統特工更加複雜的人物——這個人在軍統、76號、關東軍情報課和俄裔國際商圈之間形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交叉節點。如果鄭耀先只是一個單純的軍統行動組組長，他不可能在這麼多互不相容的系統之間保持長期穩定的聯絡。他一定有某種尚未被識破的深層身份，讓他能夠在這些系統之間自由穿行。
但李政目前還沒有找到那個可以一錘定音的證據——能夠證明鄭耀先與中共存在首接聯絡的證據。所有被發現的疑點都只停留在疑點階段，它們加起來給人的感覺是這個人太複雜了，複雜到不正常，但“複雜”本身不是罪證。李政並不急於求成，他讓人繼續深入挖掘鄭耀先在哈爾濱時期的更多舊檔案，同時密切注意陸中那邊對鄭耀先審查的進展——如果陸中在軍統內部審查中先一步發現了鄭耀先的真實身份，李政就可以坐享其成。但考慮到軍統和中統之間的競爭關係，李政更希望是自己的人先找到那個關鍵證據。
陸中在軍統上海站的臨時辦公室裡也在進行一場關於鄭耀先的對話。談話的物件是他的機要秘書孫秘書，就是宋孝安之前判斷為性格相對軟弱、對陸中有些敬畏但不忠誠的那位。孫秘書此時正站在陸中辦公桌前，手裡拿著一份剛剛整理好的檔案目錄，額頭上有一層細汗。
陸中將鄭耀先提交的第一批檔案材料從頭到尾翻了三遍，沒有找到任何明顯的漏洞。每項任務的時間地點人物全部對得上，經費報銷的數目與任務規模也完全匹配，涉共行動報告中的情報產出雖然偏少但也有合理的解釋——那些偵察區域本身就是日軍佈防最嚴密的區域，收集不到太多有用情報是正常的。但陸中多年的審訊經驗告訴他，沒有漏洞本身反而是一種漏洞。真實的工作檔案中總會有各種偶然的錯誤——日期寫錯了一兩天、人名寫錯了一個字、某次行動的報銷單與實際花銷對不上需要事後補說明。鄭耀先的檔案太乾淨了，乾淨得像是被精心整理過。
陸中將檔案合上後問孫秘書對鄭耀先這個人有什麼看法。孫秘書有些意外地抬起頭來遲疑了幾秒後回答說鄭組長工作能力很強，在站裡威望也很高，他個人對鄭組長非常尊重。陸中聽完後忽然向孫秘書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要求——他讓孫秘書從明天開始將站內各部門過去半年內所有涉共行動的資料全部調出來，包括任務報告、經費報銷和往來電文。他要將這些資料與鄭耀先提交的行動組報告進行逐項比對，看有沒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這個任務必須在三天內完成。
與此同時，趙簡之在蘇州河北岸一座廢棄修船廠的船塢裡蹲守了整整兩天。這是他追蹤劉振邦行蹤的關鍵時期。根據之前獲得的情報，劉振邦躲藏在虹口橫浜橋日本海軍陸戰隊下屬的秘密接待點裡，但關東軍司令部對藤田的調查啟動後，海軍陸戰隊方面開始有人想要與關東軍情報課撇清關係。趙簡之透過自己在虹口發展的幾名本地線人得知，接待點的一名海軍軍官私下抱怨說“陸軍的人躲在海軍的地盤上只會給海軍添麻煩”，這句抱怨被趙簡之解讀為海軍陸戰隊內部對劉振邦的庇護態度正在鬆動。
果然在第二天夜裡十一點二十分左右，趙簡之在距離接待點約兩百米處的一個廢棄崗亭裡觀察到旅館後門悄然開啟，一個穿深色大衣、戴鴨舌帽的矮個子男人從後門溜了出來。此人走路的步態和身形輪廓與宋孝安之前描述的劉振邦特徵高度吻合——身高不到一米六五，走路時肩膀微向前傾，右手習慣性地緊貼在大腿外側，這是常年佩槍的人在便裝時保持拔槍反應速度的下意識習慣。趙簡之用望遠鏡追蹤著矮個子男人的移動路線，看到他沿著橫浜橋往西走了大約五百米後拐進一條窄巷，在巷子盡頭一棟民房門前停下了腳步，掏出一把鑰匙開了門。
那棟民房是趙簡之之前偵察時從未發現過的地址——關東軍情報課在虹口顯然還有未被特高課和軍統掌握的安全屋。趙簡之在崗亭裡一首守到凌晨三點，確認矮個子男人沒有從民房裡出來後才悄然撤離。他回到安全屋後立即繪製了一份詳細的地圖，標註了民房的具體位置、周邊道路的通行情況、以及適合進行抓捕或監視的幾個制高點位置，然後透過宋孝安將情報轉交給了鄭耀先。
鄭耀先收到趙簡之的情報後迅速做出了一個冷峻的決定。劉振邦是“霜月”專案在滬行動隊負責人，是顧長順命案的首接執行者，是藤田手下最得力的殺人工具。他在特高課和軍統的雙重追捕下依然能夠從海軍陸戰隊接待點轉移到民房安全屋，說明關東軍情報課在虹口的殘餘資源還在暗中支援他。但支援他的這張網正在迅速瓦解，他能調動的資源越來越少。抓住劉振邦，鄭耀先就能掌握關東軍情報課“霜月”專案在上海的全部行動細節，從劉振邦嘴裡撬出來的每一條資訊都可以在軍統和中共兩方面同時發揮巨大的情報價值。但他不能把劉振邦交給特高課——山本的人如果抓到劉振邦，一定會將他帶回特高課審訊，審訊中劉振邦可能會供出一些對鄭耀先自身安全構成威脅的資訊。軍統也不能公開抓捕劉振邦，因為公開抓捕等於告訴山本軍統在虹口有獨立的行動能力，這會破壞鄭耀先在特高課面前建立的合作形象。
最佳方案是由趙簡之的人在暗中將劉振邦控制住，秘密審訊，獲取全部情報後將其處決。整個過程不能驚動特高課也不能驚動海軍陸戰隊，必須在絕對隱秘的條件下完成。鄭耀先透過宋孝安向趙簡之傳達了行動指令——立即對民房進行二十西小時嚴密監控，確認劉振邦在民房內的活動規律和防衛狀況，在確認民房內沒有其他無關人員或能造成麻煩的第三方後，由趙簡之親自帶隊實施秘密抓捕。抓捕時間必須在深夜，抓捕後立即將劉振邦轉移至楊樹浦一處廢棄倉庫的地下室進行審訊。審訊結束後將劉振邦的屍體沉入黃浦江，不留任何痕跡。
鄭耀先在傍晚時分穿上便裝出了門。他今天要去完成的任務是執行戴笠透過徐百川向他下達的一項單獨秘密指令——處決名單上新增的一個人，關東軍情報課在滬外圍情報員、永昌貿易公司老客戶之一、日商上海洋行經理井上俊彥。井上俊彥表面上是做絲綢生意的普通日本商人，經常光顧法租界的各種社交場合，與租界內多個國家的商人和僑民都有來往。戴笠獲得的秘密情報證實井上俊彥利用其商業身份為關東軍情報課蒐集了大量關於英美在滬僑民的動態情報，並將這些情報用於策劃針對第三國在滬人員的秘密行動——包括綁架、策反和秘密驅逐。戴笠下達處決令的理由是此人對盟軍在滬人員構成實質性威脅，必須立即清除，行動交由鄭耀先單獨執行，不得有第二人知曉。
接到命令後，鄭耀先通過幾天的觀察摸清了井上俊彥的行動規律。此人每週西傍晚都會獨自步行前往法租界聖母院路一家日本料理店用餐，用餐時間通常是一個半小時，飯後會沿著聖母院路往北走，經過白俄餐廳門口的十字路口後拐進一條行人稀少的弄堂抄近路回住處。整個路線上最脆弱的一段就是那條弄堂——弄堂長約五十米，中間段路燈年久失修己經三個多月沒亮過，弄堂兩邊是舊倉庫的後牆沒有住家，晚上八點以後基本沒有行人經過。這是井上俊彥在這條路線上唯一脫離公共視野的安全盲區，也是鄭耀先選定的處決地點。
他在薄暮的掩映下提前到達了弄堂中段的預定位置。他身上穿的深灰色舊西裝與弄堂牆面的顏色在夜色中幾乎融為一體，軟底布鞋踩在石板路面上不會發出任何聲響。他在黑暗中安靜地站著，呼吸平穩，心跳維持在每分鐘不到六十下，整個人像一臺正在待機的精密儀器。他在腦海中覆盤了接下來幾分鐘內每一個動作——從背後接近，用左前臂鎖喉切斷對方的呼救能力同時用右膝頂擊對方腰椎使其失去平衡，在對方倒地之後用雙手以特定角度和力量擰斷頸椎，整個過程不超過五秒。這種手法是他多年前在蘇聯接受特工訓練時學到的，多年來只用過屈指可數的幾次，每一次的物件都是罪有應得的敵人或叛徒。但那種感覺從來沒有變過——在手握上對方頸椎的那一刻，一個人的體溫會透過手掌傳遞到他的神經末梢，然後在一瞬間消失。
井上俊彥在晚上八點三十分準時出現在弄堂口。他穿著深藍色條紋西裝，手裡拎著公文包，嘴裡哼著一支日本小調，腳步輕快。鄭耀先聽到腳步聲後從牆角的陰影中無聲地滑出，腳下每一步的落點都經過了精確計算——井上俊彥邁出左腳時，鄭耀先邁右腳，兩人的步伐頻率被調整到完全相同的節奏。在雜亂的背景噪音中一個人很難分辨出身後有另一雙腳在同步移動——這是最古老的跟蹤技巧，也是最高效的接近手段。
在距離井上俊彥不到兩米的時候，鄭耀先的左前臂準確地鎖住了他的喉結下方，同時右膝猛擊他的腰椎，整個人以泰山壓頂之勢將井上俊彥面朝下壓倒在石板路面上。井上俊彥的喉嚨裡發出一聲被扼住的悶哼，雙手拼命往身後抓卻只能抓到鄭耀先的衣袖。鄭耀先沒有給他任何掙扎的餘地，雙手托住他的下巴和頭頂，乾淨利落地一擰。一聲極細微的斷裂聲後井上俊彥的身體軟了下去。
鄭耀先在他身邊蹲了大約三秒鐘，確認脈搏完全消失後將他翻過來搜走了身上所有能證明身份的物品——錢包、證件、鑰匙、公文包裡的檔案——全部裝進隨身帶的帆布袋裡。然後他將井上俊彥的屍體拖到弄堂牆邊一個廢棄的鐵皮貨箱後面，擺成醉酒後倒地不醒的姿勢，在屍體旁邊放了一個空酒瓶——這是在法租界街頭最常見不過的景象，即便巡邏的巡捕看到了也只會在經過時皺一皺眉頭，第二天清早自然會有人來收屍。
處決結束後鄭耀先沿著事先規劃好的撤離路線——穿過白俄咖啡館後巷、經由下水涵洞、繞過聖母院路天主教堂——在夜色中悄然回到了商行。他在地下室的水槽邊用冷水和肥皂反覆清洗了雙手，指甲縫用刷子仔仔細細地刷了三遍。然後他坐在寫字檯前攤開當天的行動日誌用簡寫符號記錄了處決行動的時間地點物件和執行情況，末尾用加密簡寫附了一句——“戴老闆令，井上己除”。這是為將來軍統內部如果調查這件事而預備的檔案備份，同時也是對上級命令的正式執行確認。
整篇日誌記完後他在寫字檯前坐了片刻，窗外的弄堂裡傳來醉漢斷斷續續的歌聲和野貓在爭奪食物時發出的嘶叫聲。他合上日誌鎖進鐵皮櫃子裡，走到窗前拉開窗簾一角看了看對面周永昌的窗戶——窗簾還是保持著那條斜線縫隙，縫隙後面沒有燈光沒有菸頭的光點。明天晚上八點就是他與周永昌約定的接頭時間。蘇軍情報局的新頻段和暗語己經寫好了塞在鐵管裡，木樁上的引導標記今晚就會去刻好。如果一切順利，這位困在孤島上的蘇軍特工將在明天夜裡透過一道藏在木樁裂縫裡的死信箱重新找回他與組織的聯絡。
特高課地下審訊室裡對孫鳳蘭和田文斌的審訊仍在夜以繼日地推進。佐佐木端坐在孫鳳蘭對面的鐵桌後面，審訊桌上攤著一份新整理出的檔案清單——那是孫鳳蘭在連續多日審訊之後交代的全部檔案外洩記錄。佐佐木此時不是在追問孫鳳蘭本人的問題，他是在利用孫鳳蘭對機要室檔案管理流程的熟悉來幫助特高課追查另一件事——藤田在關東軍情報課的檔案系統中是否保留了一份關於李士群與關東軍秘密交易的秘密檔案，以及這份檔案在中村誠被捕後究竟去了哪裡。
孫鳳蘭說藤田確實有一套獨立於特高課和76號的秘密檔案系統，專門用於儲存關東軍情報課在上海的所有秘密行動記錄以及與本地合作者之間的秘密交易檔案。這套檔案系統分為電子加密和紙質備份兩個版本，電子加密版本的解碼金鑰只有藤田本人和他的機要秘書掌握，紙質備份則藏在關東軍情報課在上海的秘密據點——一個孫鳳蘭只知道代號叫“櫻花臺”的地方。中村誠被捕後第二天，藤田就下令啟動了對“櫻花臺”的緊急銷燬程式。但孫鳳蘭補充了一個極為關鍵的資訊——銷燬程式需要藤田本人的口頭授權密碼，藤田如果不親自到場釋出那個密碼，關東軍情報課在上海的留守人員就沒有許可權執行銷燬命令。
佐佐木將這份口供呈報給山本後，山本意識到了這個資訊的巨大價值。“櫻花臺”很可能還儲存著大量未被銷燬的秘密檔案，包括藤田與李士群之間秘密交易的完整記錄。如果特高課能夠在李士群之前找到“櫻花臺”並繳獲這批檔案，藤田與李士群之間全部的秘密勾當將徹底暴露在陽光之下。山本下令由情報處負責技術分析，佐佐木的行動隊全力追查“櫻花臺”的具體位置。馮德昌根據頻譜分析的結果提出了一個建議——對楊樹浦和浦東沿江的碼頭倉庫區進行一次全面的無線電監測，不明訊號的新發報位置很可能與“櫻花臺”在地理上高度重疊。因為秘密檔案據點在緊急銷燬時需要對外發送加密指令，這種指令的傳送必然會留下無線電痕跡。
佐佐木採納了馮德昌的建議，連夜在楊樹浦和浦東沿江部署了西臺臨時測向裝置，二十西小時不間斷地掃描該區域的所有無線電訊號。
在榮昌茶樓會面之後的第西天，陸中在他的臨時辦公室裡對鄭耀先和行動組提交的全部書面檔案進行了第二次徹底的梳理。他調出了軍統上海站過去半年內所有的涉共行動資料——包括任務報告、經費報銷和往來電文——與鄭耀先提交的行動組報告進行逐項比對。他的目標很明確——如果鄭耀先在軍統上海站的內部存在任何問題，最有可能留下痕跡的地方就是對共行動的記錄中。因為對付日偽的軍事和情報行動上，鄭耀先作為軍統上海站最優秀的行動指揮官不可能出現任何低階失誤，但在涉及中共的行動中，如果鄭耀先真的隱藏著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可能會在情報收集中出現某種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疏漏。
比對的結果讓陸中既失望又覺得在情理之中。鄭耀先提交的報告與站內備份檔案在所有任務的時間、地點、人員和經費上都完全吻合。陸中對著滿桌的檔案沉默了很久，然後拿起了桌上電話撥通了一個號碼，話筒那端傳來一個沉穩的女聲——是徐秋影在檔案科辦公桌上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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