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各地發展衝動都很強,城鎮化、工業化都在提速,對土地的需求特別旺。
農村土地制度這塊,基層探索很多,有些地方流轉、集中的步子邁得很快,但相應的規範、農民權益保障、風險防控這些卻沒完全跟上。
咱們寫的時候,如果強調放活、土地市場化對發展的推動,可能會被批評鼓動冒進,忽略了穩定和農民利益。
如果太強調規範、守住底線,又可能被說成思想保守,拖了發展後腿。
這個度,我把握不好。”
說完,張振看向李小南,眼神里有詢問,也藏著一絲期待。
這兩個難點,確實是當前改革研究繞不開的坎兒,也是最考驗筆頭功夫和政策水平的地方。
李小南沒有馬上接話。
她往後靠了靠,目光投向窗外漸漸暗下去的天色。
張振總結的這兩點,首接戳中了眼下農村工作的核心焦慮。
過了一會兒,她收回視線,看向張振,語氣沉穩:“你抓問題很準。而這,恰恰是咱們材料能出彩的機會。”
“關於第一點,‘後農業稅時代改什麼’,”李小南手指在桌面上輕輕點著,“咱們的思路得轉過來。取消農業稅不是改革的終點,恰恰是更深層次改革的起點。
過去改革重在‘少取’,是減輕負擔。
那下一步的重點,得轉向‘多給’和‘搞活’。
‘多給’,不光是財政投入,更是制度供給、權利賦予——就像你剛才說的,農民在土地上的財產權利怎麼更好實現。
而‘搞活’,就是要啟用農村各種資源要素,特別是土地、集體資產、勞動力,讓它們能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上最佳化配置。
咱們的材料,要旗幟鮮明地提出來:農村改革正進入一個以‘保障權益、啟用要素、促進增收’為核心的新階段。
這就是新語境,也是新抓手。”
張振飛快地記著,眼睛漸漸亮起來。
“關於第二點,平衡‘發展’和‘風險’。”
李小南頓了頓,字字斟酌,“關鍵在於,不能把發展和保障權益對立起來。
真正可持續的發展,必須以權益保障為基礎。
咱們的表述,要強調‘規範是為了更好發展,發展必須建立在規範之上’。
具體到土地問題,可以提‘明確底線,搭建平臺,暢通渠道,強化監管’的思路。
底線是耕地紅線和農民基本權益。
平臺是建立規範的土地流轉市場或服務中介。
渠道是探索多種合規的流轉和利用方式。
監管是加強事中事後監督和糾紛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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