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在早期就建立一套能讓所有零件最後都能擰到一起的統一規範。”
列寧把講臺上的稿紙翻了一頁，
“第二個問題，是不同國家發展階段差異造成的整合困難。
我們現在有了二十多個成員國，這些國家之間的工業基礎差距是存在的，有些國家的工廠裝置己經是現代化的，有些國家還在使用舊時代的機器。
如果統一要求所有國家在同一時間達到同樣的生產標準，那對基礎薄弱的同志們來說是不公平的，而對基礎較好的同志們來說也是不切實際的。
我們需要建立一種彈性的、分階段的、承認差異的整合方式——讓走得快的先走，但不讓他們因為走得快就關上門不讓後面的人跟上；
讓走得慢的慢慢走，但給他們鋪一條能走得穩的、不會滑倒的路。
德國在這方面有一個做法值得參考，就是他們在跟不同國家合作的時候，會根據對方的實際條件來調整技術輸出的深度和節奏。
不會因為對方基礎差就把標準降得很低，也不會因為對方基礎好就把所有複雜的東西一股腦塞過去。
這個度，把握得好，就是整合成功的基礎。”
列寧同志說道這裡，他換了一口氣，嘴唇微微抿了一下，然後繼續。
“第三個，舊社會殘餘在基層的頑固性。
我們當然都知道——地主被推翻了，資本家的財產被沒收了，舊軍隊被解散了，舊的法律被廢除了。
但我不認為這些改變就自動意味著舊社會的一切思想殘餘和習慣習性己經徹底消失了。
它只是從一個顯性的位置轉移到了一種隱性的狀態，成為了基層生活中不易察覺的部分，它仍然存在於一些人的意識深處，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繼續存在，影響基層幹部的做法，影響群眾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影響舊社會的一些思維方式在面對新情況時很難被徹底清除。
我注意到德國方面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用的不是簡單粗暴的辦法——不是靠口號，不是靠整人，是靠在基層社群中提供足夠的替代方案，讓人們在新制度的生活中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不一樣。
當一個人每月有穩定的收入、孩子能上學、生病了有藥可吃、家裡的開銷在可承擔的範圍內，那些舊思想對行為的控制就會變得越來越沒有力量。
這種辦法很樸素，但也很有效。”
“第西個，也可能是一個在座的同志們都隱約感覺到但沒有明確說出來的問題——技術人才和產業工人的培養速度如何跟上發展的需求。
我們現在己經在到處建工廠了，但機器到位之後誰來操作？
誰來維護？
誰來教下一代怎麼操作？
誰來做技術改進？
德國在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們整個集體一同學習，他們用一套統一的工業技術課程標準來覆蓋全國所有的職業學校和技工學校，不論學校在哪座城市、在哪個區域、在哪個行業，學生學到的知識體系是一致的，這樣就保證了不同地區、不同工廠之間的技術語言是互通的，畢業生可以在任何需要他們的地方無縫上崗。
這種方法論，如果能夠在國際範圍內鋪展開來，對加快各國工業化程序能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
列寧說到這裡，微微側了一下頭，
“我談了困難，談了問題，談了解決方向。
但我要說清楚——這不是悲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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