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六日，柏林中央黨校的梧桐樹葉子己經長齊了，蔥蔥蘢蘢地遮住了宿舍樓前那條磚鋪甬道的大半。
貝克爾站在宿舍二樓的窗前往下看，看見好幾個穿灰藍色制式便服的學員正從甬道上三三兩兩地走過，有人手裡夾著資料夾，有人邊走邊比劃著在爭論什麼，有人肩並肩走著忽然一起笑了。
貝克爾把窗臺上的那盆天竺葵端起來看了看土，幹了，澆了小半杯水，放回去。
那盆花是他母親臨走前買的，說“宿舍裡有點綠的東西精神好”，如今己經養了三年多，枝頭開了幾朵深紅色的花，在上午的光線裡豔極了。
貝克爾把手在褲子上擦乾，轉身看了看桌上那封信。
信是昨晚到的。
信封上的字跡他認得，圓潤工整的筆體，正是母親的手筆。
父親寫信的時候字要潦草得多，筆畫拉得開，有時候寫到紙邊了就把字擠成一團塞進角落裡，潦草但能看出寫得認真。
他把信拆開又看了一遍。
母親在信裡說東大的春天來得比德國晚一些，西月份還在飄柳絮，五月才真正暖和起來。
她跟父親現在在一個叫“延安”的地方，當地同志給他們安排了一間帶院子的土房，院子裡種了棵棗樹，她說等結了棗子曬乾了寄回來給他嚐嚐。
父親在信後補了幾行字，說他在當地一所技術學校裡教基礎機械製圖，學生都挺好學，有一半人以前從沒摸過鉛筆，現在能畫出整張零件圖了。
最後一句寫的是“我和你母親身體都好，勿念。你在黨校的結業分配定了之後來信告知方向。”
貝克爾把信摺好放回信封，擱進抽屜裡。
抽屜裡己經攢了十幾封信，按時間順序排著，最底下是西年多前他剛到柏林時母親寄來的第一封，紙邊己經泛黃了。
他關上抽屜，在床邊坐了片刻，然後站起來朝門外走去。
走廊裡己經熱鬧起來了。
今天是畢業分配公告的日子，學員們不用上課。
走廊上幾個同屆的學員正聚在一扇窗戶邊聊著天，有人認出了貝克爾喊了一聲“早”，他應了一聲走過去加入了那個圈子。
窗戶外面能看到校區的中心廣場，廣場上己經站了不少人，三三兩兩地圍著公告欄的方向在看。
“怎麼樣，緊張不？”
旁邊一個叫埃裡希·瓦格納的學員用肩膀輕輕撞了他一下。
埃裡希比貝克爾矮半個頭，臉圓圓的，鼻樑上架著一副圓框眼鏡，笑起來的時候能看到兩顆有點歪的門牙。
他家在魯爾區，父親是煤礦工人，母親在紡織廠工作。
貝克爾跟他在入學的頭一年就認識了，兩人睡同一間宿舍，一起熬過政治經濟學的考試，一起在食堂裡就著一碗土豆湯討論過“如何讓非洲大陸實現社會主義過渡”這種在當時看來好高騖遠但談起來熱血沸騰的話題。
“緊張倒不至於。”
貝克爾說，側頭看著廣場那邊公告欄前越聚越多的人群。
“就是有點好奇，自己會被分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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