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三、陳國強、肥標——三條人命。”她說，聲音低沉而沉重，每一個字都像一塊石頭，砸在心底，“孟三的手銬被人動了手腳，陳國強被勒殺在巷子裡，肥標在拘留所‘自殺’。這三件事，不是意外，不是巧合。是有人在執行私刑，是有人在替‘天’行道。”她的指尖微微顫抖，眼底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有對兇手的憤怒，有對這種私刑的不齒，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共情——她懂那種求而不得、只能靠極端方式尋求正義的絕望，卻又不能認同這種踐踏法律的行為。
“你確定？”我問，指尖輕輕碰了碰證物袋，冰涼的觸感透過指尖傳來，讓我心底泛起一陣寒意。
“我不確定。”她搖了搖頭，語氣坦誠，眼底卻沒有絲毫猶豫，“但我會查下去。不管那個人是誰，不管他殺的是什麼人——他是罪犯。我是警察，我發過誓，要維護法律的尊嚴，要還所有受害者一個公道，哪怕這個公道，來得遲一點，再遲一點。”她說這話時，指尖緊緊攥住證物袋，指節泛白，眼底的堅定，足以抵禦所有的艱難與危險。這不是為了我，也不是為了沈青禾，而是為了她自己，為了她身上的警徽，為了她父親未完成的心願——這是她獨立於我們之外的堅守，是她作為警察的底線與尊嚴。
她站起來，再次走到窗前，背對著我。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在她白色的警襯上投下一片耀眼的光，將她的影子拉得很長，落在地板上，像一根黑色的柱子，堅定而挺拔。她的肩膀微微放鬆了一些，卻依舊沒有絲毫彎曲，彷彿無論遇到什麼，都不會輕易低頭。
“林峰，你還記得我上次問你的問題嗎？”她忽然說，聲音很輕，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試探，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窗沿，像是在緊張，又像是在期待。
“哪個問題？”我問，腦海裡瞬間閃過無數個畫面，最終定格在孟三死後的那個夜晚——她紅著眼眶，語氣沉重地問我，若是兇手殺的都是該殺的人，我會怎麼做。
“我問你，如果有一天你發現，那個殺孟三的人，殺的都是該殺的人——你會抓他嗎？”她轉過身，看著我，眼底帶著一絲忐忑，還有一絲堅定，彷彿我的答案，會影響她接下來的每一步選擇。
我記得。那是在孟三死後第二天，她問我這個問題時，眼眶是紅的，指尖微微顫抖，語氣裡滿是掙扎——她既希望兇手能受到懲罰，又忍不住覺得，那些死去的人，確實該死。
“你說你會。”她轉過身，看著我，眼底的忐忑漸漸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找到共鳴的釋然，“我也一樣。不管他殺的是誰，不管他有多正義——法律不允許私刑。如果我們容忍了私刑，那我們和那些罪犯有什麼區別？如果法律失去了意義，那這世上，還有什麼公道可言？”她的聲音微微發顫，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心底的執念，指尖緊緊攥著窗沿，指腹蹭過冰冷的玻璃，像是在提醒自己，無論何時，都不能違背自己的誓言。
我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電車叮噹聲越來越遠，漸漸消失在喧囂的街頭。辦公室裡很安靜，只有牆上掛鐘的滴答聲在響，每一聲，都像是在叩問著心底的底線。我看著蘇嵐眼底的堅定，看著她身上那股不服輸的韌勁，心底的愧疚漸漸升起——剛才的質問，太過草率，我忘了她心底的掙扎，忘了她所承受的壓力。
“蘇嵐，”我終於開口，聲音低沉而誠懇，指尖微微放鬆，“你有沒有想過一種可能——如果黑衣人，真的是在替天行道呢？如果法律，真的無法給那些受害者一個公道呢？”
“替天行道？”她重複了一遍這西個字，嘴角浮起一絲苦澀的笑，眼底閃過一絲悲涼，“林峰，這世上沒有‘天’。只有法律。法律不完美，它有漏洞，有不公，有讓人絕望的時刻，但它是我唯一能依靠的東西。我是警察，我發過誓要維護法律。如果我今天因為那個人殺的是‘該殺的人’就放過他，那明天，就會有另一個人覺得自己也可以替天行道。然後呢？人人都可以殺人，人人都可以當法官。這個世界，會變成一片混亂，到時候，只會有更多無辜的人死去。”她說這話時，眼眶微微發紅，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卻依舊倔強地仰著頭，不讓淚水掉下來——她不是不委屈，不是不絕望，只是她不能倒下，她身後，還有無數需要守護的人，還有父親未洗刷的冤屈。
我沒有回答。因為我知道，她是對的。我一首執著於追查真相，卻忽略了法律的底線，而蘇嵐，始終保持著清醒，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初心。這份清醒與堅守，比我更甚。
“我幫你。”我說，語氣堅定，沒有絲毫猶豫。看著她一個人扛著所有的壓力，看著她眼底的倔強與疲憊，我無法再置身事外——我們是搭檔，是戰友，更是彼此可以託付後背的人。
蘇嵐愣了一下，眼底閃過一絲驚訝，隨即，一抹淺淺的笑容在她憔悴的臉上綻放開來。那笑容很淡，卻像暗夜裡突然點起的一盞燈，驅散了所有的陰霾與疲憊，眼底的光，亮得驚人。她的指尖微微顫抖，嘴唇動了動，像是有很多話想說，卻最終只化作一句輕聲的詢問：“你不怕得罪那個人？不怕被莫清廉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