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號，凌晨。
半山別墅，傅奇家。
客廳裡擺著三把椅子，電視機開著。訊號從衛星接收器裡傳過來，畫面偶爾閃一下，但聲音清晰。
張紅旗坐在左邊，傅奇坐中間，石慧坐右邊。
三個人誰都沒說話。
電視裡，米字旗緩緩降下，全場安靜。
隨後，五星紅旗升了起來，《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響徹客廳。
石慧的手死死扣在扶手上，骨節泛白。傅奇脊背挺得像根鋼釺，眼睛一眨不眨盯著螢幕，紋絲不動。張紅旗瞥了一眼傅奇，見老爺子嘴唇輕輕翕動，雖未出聲，卻能看出他正跟著旋律哼唱。
一百五十六年，從1841到1997，整整一百五十六年，終於等到這一天。
國歌奏畢，交接儀式結束。石慧緩緩站起身，走進廚房，片刻後端出三杯茶。她的手微微顫抖，些許茶水晃出杯沿，洇在托盤上。
傅奇接過茶杯，淺酌一口，輕輕放下，只說了兩個字：“回來了。”
張紅旗未接話，端起茶杯一飲而盡。千言萬語，皆在這杯茶裡，無需多言。
窗外，維多利亞港方向傳來陣陣煙花聲，整座城市都被這熱鬧的聲響籠罩。
第二天，七月二號。
泰國央行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泰銖兌美元匯率在一天之內暴跌百分之十七。
訊息傳到半山別墅時，張紅旗正吃著早飯。傅奇將路透社的電報遞了過去，張紅旗掃了一眼，放下筷子，淡淡道：“開始了。”
七月、八月、九月，三個月轉瞬即逝。
菲律賓比索崩了，印尼盾崩了，馬來西亞林吉特也崩了。馬哈蒂爾在電視上怒斥索羅斯是強盜，可怒罵過後，林吉特依舊持續下跌。國際資本如潮水般從東南亞抽離，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淪陷，像極了割麥子——割完這一塊，鐮刀一抬，便轉向下一塊。
路透社、彭博、，每天的頭條都重複著同一套論調：“亞洲奇蹟終結。”“新興市場泡沫破裂。”“下一個是誰？”
所有人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向了北方，投向了香港。
《經濟學人》推出一期封面，紅底之上，一面五星紅旗格外醒目，下方印著一行字：“亞洲的多米諾骨牌，最後一塊。”
《金融時報》的措辭更尖銳：“香港聯絡匯率制度將在三個月內崩潰。”
彼時，沒有一個人看好港幣。
恒生指數從一萬六千點跌至一萬西千點，又從一萬西千點跌到一萬二千點，一萬二千點之下，跌勢再也無法遏制。
國際熱錢開始有秩序地撤離，並非無序逃竄，而是一批批有序撤退——先走短期套利資金，再撤中期投資，最後收走長線持倉，步驟清晰，如同軍隊撤軍般有條不紊。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任局長坐不住了，緊急會議在金鐘辦公室召開。後來張紅旗從傅奇那裡拿到了名單，到場的共十一人。
會上，所有人只討論了一個問題：要不要動用外匯儲備入場干預？
有人反對：儲備是底牌，一旦亮出，對手便會摸清我們的彈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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