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平靜地看著那個傲慢的法國評論家，甚至還對著他微微地點了點頭，露出了一個禮貌性的笑容。
然後，他轉過頭，用中文對自己的團隊平靜地說道：
“他說得對。”
“我們的確帶來了好酒。”
“但不是給他們這種人喝的。”
“從現在起，所有人保持安靜。不要跟任何人發生爭執，不要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我們用作品說話。”
當晚，在電影節的開幕酒會上，這種被邊緣化的感覺更加明顯。
巨大的宴會廳裡，名流雲集，星光璀璨。
好萊塢的巨星，歐洲的藝術大師，全世界的頂級片商都在這裡談笑風生，推杯換盞。
而《紅高粱》劇組的一行人，就像一群穿著漂亮禮服的透明人，尷尬地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裡。
沒有一個記者把鏡頭對準他們，沒有一個片商過來跟他們搭話。
他們手裡端著香檳，卻一口都喝不下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屬於別人的繁華。
第二天，那位傲慢的評論家皮埃爾·杜邦，在他主編的《電影手冊》專欄上發表了一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
文章的標題是，《戛納需要的是藝術，而不是異國情調》。
文章裡，他不點名地批評了選片委員會。
認為他們為了追求所謂的“世界性”和“多元化”，把一些“完全不具備現代電影語法”的“來自農業國家的宣傳作品”也選進了主競賽單元。
他認為，這是“對法蘭西藝術精神的褻瀆”，是“一種虛偽的政治正確”。
這篇文章，在電影節上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討論。
所有人都知道，他說的就是那部來自紅色中國的《紅高粱》。
還沒上映，這部電影就己經被貼上了“政治正確產物”和“藝術價值低下”的雙重負面標籤。
面對這種惡意的輿論攻擊，張紅旗的應對只有一句話。
“不回應，不解釋，不理睬。”
他命令團隊裡所有的人，都待在酒店裡，不準外出。
所有媒體的採訪請求，一概拒絕。
在所有人都覺得，張紅旗這是被打擊到，準備躺平認輸的時候。
他卻在酒店的套房裡，秘密啟動了他的B計劃。
他透過華納兄弟歐洲分公司的關係，以一個小時一萬美金的天價租下了正對著地中海的戛納最豪華的卡爾頓酒店頂樓的露天平臺。
然後，他打了一個越洋電話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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