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西南聯大回遷的陸桓教授來校做講座。
公告三天前就貼在了佈告欄最醒目的位置，標題是“戰後中國之命運”，狼毫寫就，濃墨淋漓，筆鋒裡帶著一股子從戰火裡磨出來的硬氣。
顧清和夾著筆記本從圖書館出來的時候，走廊裡已經有學生抱著書本往大禮堂趕，腳步踩得木地板咚咚作響，蘇曼拽著沈見微的手腕往禮堂趕，穿過梧桐樹投下的斑駁光影，嘴裡不停催：“快點快點，再晚連過道都要站滿了！”
她們到的時候前排果然沒了空位。
方敏芝坐在第一排正中，脊背挺得筆直，面前攤著一本乾淨得像剛拆封的硬皮筆記本，鋼筆帽早拔了，規規矩矩擱在本子側邊，筆尖對著紙面，像在等一聲發令槍。
顧清和坐在靠窗的位置，筆記本擱在膝上，翻開的那一頁還是空的，只在頁角隨手畫了半片飄落的梧桐葉，目光卻不自覺往禮堂門口飄——他是掐著沈見微會來的時間，提前半個鐘頭佔了這個能清清楚楚看見她的位置。
陸桓先生走進來的時候，整個禮堂瞬間靜了下來。
他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灰布長衫，袖口磨出了毛邊，人很瘦，顴骨微微凸起，脊背卻挺得筆直，像一杆在風雨裡立了八年的青竹。
唯有一雙眼睛亮得驚人，像被戰火反覆淬鍊過的玻璃，清透。銳利，能照見人心底的東西。
他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字：抗戰勝利了，我們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粉筆頭在“國”字的最後一橫上重重頓了一下，白灰簌簌往下落，他轉過身，目光掃過全場。
“八年抗戰，三千萬同胞死在戰火裡。諸位今天能安安穩穩坐在這裡，是他們用命換來的。”他的聲音不高，沒有擴音器，卻清清楚楚落在禮堂的每一個角落。
“我今天不講書本上的大道理，不講歐美現成的制度，只想聽聽你們自己的想法——你們想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中國裡。”
前排一個戴眼鏡的男生立刻站起來，說要優先發展重工業，修鐵路，把軍隊裁了去建工廠，陸桓點了點頭，說這是朝廷的思路，不是人的思路。
目光繼續掃向別處。又一個穿藍布衫的女生站起來，說要振興教育，掃除文盲，讓全中國的孩子都能讀書。
陸桓溫和地笑了笑：“這是頂好的事。但我多問一句——讀書，是為了什麼？是識了字繼續給老爺們磕頭，還是識了字，就敢站著做人了？”女生紅了臉坐下，陸桓笑著擺了擺手，“不是你想的不對，是這個問題，本來就太大。太重了。”
方敏芝站了起來。“陸先生，我以為戰後中國最急需的，是一套完整的西式憲政制度。以法治國，以民主為綱，用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她語速平穩，引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引了梁啟超的憲政論，條理清晰，功課做得十足，最後收尾擲地有聲，“制度是國家的骨架，沒有骨架，再多的血肉也無處依附。”
陸桓安靜聽完，緩緩點了點頭。“功課做得很紮實，書讀得很透。”
他頓了頓，指尖敲了敲黑板，“但你要想明白一件事：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改的。定製度的人，是站在老爺們那邊，還是站在老百姓那邊，這才是最要緊的。可以再往深裡想一想。”他輕輕擺了擺手示意坐下。
方敏芝的臉白了一瞬，又很快恢復了平靜，筆帽依舊拔著，卻一個字都沒往本子上寫。
陸桓的目光掃過全場，落在了後排的位置。“還有哪位同學，想說說自己的想法？”
沈見微站了起來。
她穿一件竹青色的旗袍，袖口微微卷起，站在人群裡，像一棵在風雨裡紮了根的樹，不晃，也不動。午後的陽光穿過窗戶，恰好落在她身上，像給她整個人籠了一層極淡的柔光。
“陸先生，我小時候住在滬城閘北。”她的聲音不高，沒有慷慨激昂，卻每個字都穩穩地落進了所有人的耳朵裡，“民國二十一年滬城一二八事變，日本人的炸彈把整條街炸成了瓦礫堆。停戰協定簽了之後，街上的人陸陸續續回來，在碎磚爛瓦上搭起棚子，棚頂蓋著撿來的油布和破鐵皮，賣豆漿，賣針線，給人修鞋。有人在斷牆上寫了一行字——‘活著就好’。那行字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誰寫的，也不知道用什麼寫的，可能是燒焦的木頭，可能是半塊碎磚頭。後來牆塌了，字也沒了，可那條街的人，咬著牙活下來了。”
“搬來金陵之後，我每天上學都要經過下關碼頭。碼頭上有個扛貨的腳伕，我天天見他，從來不知道他叫什麼。他膝蓋上永遠貼著一塊黑乎乎的膏藥，是自己熬的，風一吹，能聞到淡淡的中藥苦味兒。有一天他身邊多了個小男孩，蹲在貨箱上寫字，手裡的鉛筆頭短得快攥不住了。他一邊扛著百十來斤的貨往船上走，一邊頻頻回頭看那孩子，汗順著脖子往下淌，砸在青石板上，可嘴角是笑著的。”
“這些年，我總在想一件事——到底什麼是中國的未來？”她頓了頓，目光掃過全場，最終落在了黑板那行字上。
“以前我讀魯迅先生的《吶喊》，先生在自序裡寫：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那時候我似懂非懂，後來走的路多了，見的人多了，又跟著信得過的前輩，讀了些講世間道理的書，慢慢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