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沈逸川老實說。
“那你這水平是從哪兒來的？”林婉清的目光裡有驚訝，“這個開篇，刺殺李海豐這段，寫得像是你真的在場一樣。那種緊張感。壓迫感，不是編得出來的。”
沈逸川沒有接話。
他能說什麼？說他前世看了五百遍《潛伏》，把臺詞都背下來了？還是說原主真的在軍統幹過。那些細節原封不動就是他經歷過的事？
“你別問來歷，”他含糊地說，“你就說，能不能賣出去？”
林婉清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她把稿紙翻到某一頁，指著上面一段說：“你這裡寫餘則成連夜趕回軍統局彙報，戴笠親自接見了他。然後你描寫了戴笠的辦公室——牆上掛的地圖。桌上擺的茶杯。窗簾的顏色，這些都很真實。”她頓了頓，“但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寫戴笠，涉及的細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他為胡蝶私運物資的那件事。”林婉清的聲音壓得很低，“這件事是真的嗎？”
沈逸川沉默了。
胡蝶是民國影后，戴笠對她有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據傳戴笠曾動用自己的關係網，為胡蝶從淪陷區私運了一批貴重物資。這件事在軍統內部是公開的秘密，原主親眼見過那批物資的單據。
“是真的。”他說。
“那你就不能寫。”林婉清的口氣很堅決，“戴老闆雖然死了，但他的舊部還在臺灣。你寫他為胡蝶私運物資，等於是把戴老闆的私生活公之於眾。那些人會放過你嗎？”
沈逸川沒有立刻反駁。
他知道林婉清說得有道理。戴笠1946年墜機身亡，死後蔣介石給了他極高的評價。軍統系統的人提到戴笠，至今還是那兩個字——“戴老闆”，語氣裡帶著敬畏和懷念。如果他寫戴笠的私德瑕疵，等於是在戴老闆的墳頭蹦迪。
更何況，原主的記憶告訴他，戴笠對他有知遇之恩。
1933年，沈逸川剛從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畢業，被分配到特務處當一個小小的行動隊員。是戴笠把他從一堆新人裡挑出來，送他去特訓班深造；後來升少將的時候，也是戴笠在蔣介石面前提了他的名。雖然1947年他被邊緣化的時候戴笠已經死了，但那份恩情，原主記了一輩子。
“我理解你的顧慮，”沈逸川放下手中的筆，“但我得跟你說明白一件事——讀者看諜戰小說，看的是什麼？看的就是真實感。如果我把所有的真事都抹掉，只剩下一堆虛頭巴腦的編造，誰會花錢買？”
“那也不能拿戴老闆開刀。”
“我沒有開刀。”沈逸川說，“我只是寫了那麼一句半句，根本沒有指名道姓。知道的人看得出這是戴笠，不知道的人就當做是普通的情節。再說了——”他想了想，換了一個角度，“戴老闆已經死了六年，他的舊部就算有意見，也不敢因為一本小說裡的幾句話就跳出來鬧。鬧了，就等於承認小說裡寫的是真的。”
林婉清沉吟良久。
她知道沈逸川說的有道理，但她更擔心的是後果。這個女人跟了他十幾年，見過太多因為一句不該說的話而身陷囹圄的人。
“你要寫，我不攔你。”林婉清最後說，“但你得答應我——能刪的就刪，能不寫就別寫。”
沈逸川點了點頭，但心裡想的是：該寫的還是得寫。
那一夜，他翻來覆去地想這件事，後來索性不睡了，坐到桌前把這些段落重新過了一遍。他做了一些調整：去掉了一些過於直白的細節，但保留了戴笠那段的核心衝突，只是在描寫上更加隱晦，沒用胡蝶這個名字，畢竟這個女影星現在還活躍在影壇上，他怕以後在香港真碰了，被她給告了。
真實，但不露骨。
這是他定下的寫作原則。
接下來的幾天，沈逸川進入了一種近乎癲狂的寫作狀態。
每天雞叫頭遍就起來，坐到桌前寫，寫到日上三竿才停下來吃口飯。吃完飯又坐到桌前，寫到天黑。天黑之後點上油燈，寫到半夜。林婉清催他睡覺，他嘴上答應，手卻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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