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泠翻閱著手邊關於美國冷戰後遺症與個人英雄主義的英文資料時突然有了靈感。
西方社會對未知病毒、生化實驗以及廢土求生，一首很有興趣，同時又充滿了恐懼。
早在一百多年前，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就曾經寫過，科學越界創造生命，最終釀成災難的故事。
那種對造物失控的恐懼，從此再沒從西方人的意識裡消散過。
冷戰時期核戰爭的陰影一首籠罩在所有人的頭頂，末日想象順勢瘋長，廢土題材的創作從未停歇。
再加上基督教文化裡本就根深蒂固的“末世論“與“審判日“，“世界終結“這個命題，早己深入人心。
於是這麼多年下來，從《弗蘭肯斯坦》到《生化危機》，從《瘋狂的麥克斯》到一部接一部的喪屍片、瘟疫片，這類作品在西方市場從未冷過場。
人們一邊享受著科技帶來的便利，一邊又恐懼著它某天失控反噬。
江泠揉了揉發酸的眼睛，忽然想起了前世一部曾風靡全球、驚豔了無數人的經典電影。
病毒洩漏，城市淪陷，人類在被感染者圍困的廢墟中苦苦求生。
那便是《生化危機》。
當然，和以往的創作理念一樣，江泠並不準備生搬硬套、照抄《生化危機》的原本劇情。
哪怕在這個時代，那些作品尚未誕生。
真正吸引她的，是這個型別本身，還有它廣闊的可能性。
喪屍、末日、病毒、被感染者。
以及，秩序崩塌之後，倖存的人類將如何應對，如何重新組織自己的生活。
這個題材最迷人的地方，除了可怕的怪物。
還有活著的人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當城市失去電力和自來水，當政府停止運作，當醫院變成堆滿屍體的墳場，人們該如何選擇。
她要在極致的絕境與黑暗中，去探討人性的幽微、自私、貪婪，以及在末日里尤為耀眼的光輝與救贖。
這個題材，它既有極端的生存壓力，也有對制度和人性的拷問，以及足夠廣闊的空間去探討秩序、權力與道德。
更重要的是，它足夠普世。
無論哪個國家的讀者，都能接受這個故事設定。
江泠越想，思路越清晰。
她可以讓故事從一座普通的城市開始。
一場看似尋常的疫情，在最初被所有人輕視，隨後以無法想象的速度失控，最終將整個文明推向崩潰的邊緣。
主角可以是一個普通人，她要在屍橫遍野的廢墟里活下去，要在一次又一次的抉擇中，不斷追問自己：為了活著，究竟可以要做到什麼程度？
也可以寫一個小隊在末日里歷經磨難，追尋真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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