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揮了揮手，聲音帶著一絲疲憊：「我知道了。你……你先出去吧。」
羅昂伯爵優雅地行了個禮：「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希望您能將精力放在偉大的殖民事業上！」
說完，轉身離開了辦公室。
只是帶上房門的那一刻，羅昂伯爵的嘴角微微向上牽動了一下。
儒勒。費裡獨自坐在寬大的辦公桌後，目光再次落到報紙上那張插圖上，久久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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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吉約提耶大街小學的焚書事件，像一塊投入糞坑的石頭，迅速撕裂了法國的輿論。
自由派和知識分子群體的怒火被點燃了。
他們難以置信，在自詡為「文明燈塔」的法國，竟然會發生如此野蠻的行為。
索邦的埃內斯特。勒南在《時報》的評論版上撰文疾呼：「這是時代的倒退！是文明的恥辱！
《正義報》更是直接將矛頭指向了儒勒。費裡政府：「凡是不符合費裡先生心意的，都要被清除。被毀滅嗎？」
左翼的《不妥協者報》和瓦萊斯的《人民之聲》則將其與階級壓迫聯絡起來。
「看吧！資產階級的愛國，就是讓工人的孩子去焚燒蘊含批判精神的作品！他們害怕覺醒，害怕思考！
他們要的是順民，是獻身殖民擴張的炮灰！」
但《法國行動》之類的報紙則歡呼雀躍，稱之為「法蘭西精神的勝利」「火焰淨化了一切毒素！燒得好！」
他們號召「真正的愛國者」行動起來，抵制萊昂納爾的一切作品。
里昂的「榜樣」產生了效應。
在波爾多。在南特。在土魯斯……不少校長也效仿吉約提耶大街小學，組織了「清理課本」活動。
法國的報紙陷入了混戰，相互攻訐，論戰的語言越來越激烈，彷彿在進行一場沒有硝煙的內戰。
海峽對岸的英國媒體，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嘲諷老對手的絕佳機會。
《泰晤士報》在一篇頗具分量的評論中，不無嘲諷地寫道：
【獵巫行動在十九世紀的法國似乎找到了新的表現形式。
只不過，這次被綁在火刑柱上的不是女巫，而是印著文字的紙張。
我們或許應該祝賀儒勒。費裡先生，他成功地將法國的「文明」程序推進到一個非常獨特的階段。】
與英國媒體的冷嘲熱諷不同，德國報紙的態度則顯得微妙得多。
柏林和法蘭克福的主要報紙，對「焚書」事件本身報導相對剋制，很少直接批評。
這是因為儒勒。費裡政府上臺後，不再執著於向德國報復1870年的失敗，為德國緩解了與昔日盟友爆發衝突的壓力。
俾斯麥政府樂於見到法國將精力和資源投向海外殖民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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