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去了非洲。”
程馳的心，隨著這句開場白，輕輕沉了下去。
在接下來的敘述裡，程馳見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陸一弦。
不是現在這個冷靜到近乎冷酷、疏離又帶著鋒利稜角的犯罪心理專家。
而是一個十八歲的、眼睛裡還盛著未被現實磋磨過的光、胸膛裡鼓盪著近乎天真的英雄主義與救世熱忱的少年。
他是戰地記者和人類學家的孩子，從小聽到的、看到的，就比同齡人多出關於戰爭、人性、苦難的沉重詞彙。
可他仍舊固執地相信，或者說，被父母的榜樣激勵著，相信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善良的、有用的人，能像父親那樣記錄真相，像母親那樣理解差異，然後去幫助。
他考上了國內頂尖的大學，選擇的專業其實是心理療愈。
因為他從父親帶回的故事裡知道，戰爭摧毀的不只是家園和生命，還有人心。
他想去修補那些看不見的傷口。
非洲，那個父親常年奔波、母親也曾深入考察的地方，成了他心中實踐理想的第一個目的地。
父親堅決反對，用過來人的滄桑語氣告誡他：戰亂之地，人心早已被扭曲，善意有時換來的不是感激，而是無法預料的惡意。
十八歲的陸一弦不信。
他相信自己赤誠的心，相信知識和愛的力量。
他踏上了那片土地。
第一天，現實就給了他沉重一擊。
滿目瘡痍，斷壁殘垣，空氣中瀰漫的不僅是硝煙味，還有更刺鼻的、對生命極度漠然的絕望氣息。
人命在這裡輕賤如草芥，甚至不如他幼時養過的一隻小貓得到的憐惜。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和無助，但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父母堅守於此的偉大。
他沒有退縮，反而更堅定了留下來的決心。
他對父親說：“我不會逃跑，我每年都會來。”
就在抵達的第一天，炮火暫歇的間隙，他在廢墟里發現了一個小男孩。
那孩子蜷縮在兩具還沒涼透的成人軀體旁，臉上糊著血汙和塵土，一雙眼睛在骯髒的小臉上睜得極大，空洞地望著天空。
那是阿齊茲。
陸一弦的心被狠狠揪住了。
他走上前，像後來在周淑慧的血泊邊對秦朗做的那樣，掏出一方還算乾淨的手帕，蹲下身，輕柔地試圖擦去孩子臉上的汙穢。
動作生疏，卻很珍視。
那一刻，十八歲的陸一弦，和十年後在命案現場的他，身影奇異地重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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