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雖然糧票的用處已經不大，但要說現在人們都不差錢，那也不可能。
很多國營廠鐵飯碗的工人，即使工廠不開工了，也沒有那個魄力走出舒適區。
特別是年齡三四十歲以上的工人，更是如此。
以前的工廠將工人們的衣食住行全部包攬了，他們從小到大都生活在工廠這個小社會里，有的人甚至一輩子都沒離開過廠區的範圍。
對外面的世界，他們是恐懼的，他們寧可拿著最低保障工資勉強撐著，也不願意走出去，尋找新的出路。
但他們都不清楚，現在的財政收入已經處於赤字狀態，其中大部分收入都被拿來給他們發工資了。
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很多，只有當社會的發展倒逼著他們去改變，他們才會邁出第一步。
“我聽說，上個月發工資遲了三天？”這是孫志偉問的話。
“恩，你剛回來就知道啦，是佳佳告訴你的麼？”
“不是，這個月佳佳太忙了，忘了給我領工資，結果單位裡就剩我一個人沒領，搞得財務那邊沒辦法軋賬。”
“這不，上午財務室的劉姐都找上門來了，我是自己去領錢的時候聽她們說的。”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秘密，主要是稅務的劃分出了問題。”
孫志偉聽他這麼一說，也明白過來，這是要改稅制了，恩也該改了，國家沒錢什麼都幹不了。
這個年代有一個特別的名詞叫做“承包”。
“承包”這個詞最早的時候出現在小崗村的大包乾，“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從這裡面來的。
這時候的農村裡，有句話叫做：“交夠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最後都是自己的”。
大包乾政策讓農村的生產積極性一下子提高了。
有農村的成功案例在前，承包制又被引入企業管理中。
在當時，承包制如此受青睞，一大原因是它符合漸進式改革的思路：在不改變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調動生產積極性。
在這種“無所不包”的氛圍裡，“財政包乾制”引入稅收系統，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這個“財政包乾制”跟農村的“土地承包制”是類似的，地方上以省為單位，每年上交固定的稅收給國家，多餘部分全部留在地方。
這種財政包乾制制度，也確實調動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這幾年上馬了很多大基建專案，像三北防護林工程，三峽工程這些大型工程，都是惠及全國的專案，也都需要海量的資金投入，國家沒錢怎麼行呢。
“不是說今年已經在談了麼？你那有什麼訊息麼？”
“是在談了，我沒有新的訊息。不過，這事情是明擺著的，稅收重新分配也是必然的。”
孫志偉不清楚中間的過程，但他很清楚最後的結果，結果就是明年出現了兩個稅務局：國稅+地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