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兩人震驚之色後，朱由校繼續說道：「此書成，著禮部頒行學宮。凡童子試必誦其綱，鄉會試必考其要，殿試策問當引為繩墨。使士子未入仕先畏法，既食祿常惕厲。朕以刀筆鑄鏡，照見五蘊皆空；以丹青畫皮，盡顯百鬼魑形！」
他的聲音愈發激昂。
「後世有司若讀此鑑而蹈覆轍，非愚則狂，當以人彘飼豺虎。爾曹其勉之！「
皇帝將話說完，這下子，就連孫承宗也繃不住了。
若是將此書放入科舉，那些被寫入書籍的貪官汙吏，那可謂是遺臭萬年了。
但此書
必定會遭到士林強烈反對。
因為這動搖到了東林黨人，乃至所有文官系統的根基。
歷史上，也不是沒有皇帝這麼幹過。
永樂十二年頒行《四書五經大全》，統一科舉解釋權，徹底排除其他學派（如陸九淵心學）。
嘉靖十年以「大禮議」為由，要求策論題增加《孝經》內容，但未突破四書五經框架。
孝宗曾欲增《大學衍義》為科舉書目，遭內閣首輔劉健反對，稱「祖宗成法不可輕改」。
萬曆二十二年欲將張居正《四書直解》列為科考參考，遭御史彈劾「以私亂公」而罷。
也就是說，在明初的時候，皇帝還是說話算話的，插手科舉制還能成功。
越到後期，皇帝的話就越不管用。
文臣對科舉的把控更加深入。
到了如今，可以這麼說，科舉是文官系統自治的堡壘，皇權僅能在邊緣調整。
因此，袁可立斟酌片刻，還是說道：「臣聞聖王制法，必因時勢。今《天鑑》之錄，誠如明鏡懸堂，然驟改取士之制，恐失天下士子之心。昔孝廟欲增《大學衍義》，劉文靖以“祖宗成法不可輕改”諫止；神宗推《四書直解》，言官劾以“私亂公義”而罷。非不欲清吏治，實恐矯枉過甚，反傷國本。」
陛下，你疑似有些太激進了。
而朱由校卻不這麼認為，他詰問道：「卿不見嘉靖朝嚴氏父子乎？門生故吏遍天下，罪狀昭昭而無人敢劾！」
「陛下明鑑！」
袁可立見皇帝鐵了心，蒼聲愈急：「永樂頒《五經大全》在開國鼎新之際，今承平二百五十年，士林根系深固。若強令童子誦《天鑑》，猶使新苗灌以沸湯；令進士引為繩墨，必致銓選盡成黨爭。伏望緩圖之，先頒州縣以警墨吏。」
「迂腐！」
朱由校皺眉，若他連袁可立都說不過，如何說動天下人，然後插手科舉？
皇帝厲聲駁斥道：「朕聞宋時包孝肅鑄貪泉碑，未聞士子因此不第。爾等總以“祖制”搪塞，豈不知太祖《大誥》初頒時，何嘗不是新制？「
孫承宗見勢不妙，急趨前解圍：「袁公非阻聖意，實慮清流藉機誹謗。不若仿《洗冤錄》例，命刑部編纂成冊，暫不列為經義」
朱由校仰天而笑，說道：「二卿何其愚也！朕使貪吏之名永鐫青簡，正為破其“清流”幻象。爾等可記得萬曆三十八年科場案？那些自詡清正的考官，收受的賄銀可曾少過閹黨！」
袁可立汗透重衫，猶自抗辯：「然科舉乃掄才大典，若與刑獄相雜，恐寒門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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