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首爾。
外交通商部的傳真機把最後一頁紙吐出來的時候，紙角還有些熱氣。
值班的文秘把檔案湊到鼻子前聞了聞，有一股淡淡的燒焦的味道，應該是烤糊了的麵包邊。她想起小時候家裡有一臺二手影印機，每次印完試卷之後都會對著出風口聞上一陣子，說是“知識的味道”。現在她聞到的也是知識的味道，只不過這個知識的價值是兩百億美元，可以買下半個首爾的大學圖書館。
把七張紙疊在一起，上面用燙金的方式印上阿聯酋外交部的標誌，在下面用阿拉伯文和韓文並列的方式寫上《敦促大韓民國履行摩蘇爾協議相關義務的正式照會》。
文秘的手指在“七個工作日”這幾個字上停頓了兩秒鐘，之後就把檔案塞進了牛皮紙袋裡，一路小跑著送到了部長的辦公室。看完之後部長沒有多說就拿起電話打到了青瓦臺的直通線。
四十分鐘之後，朴槿惠坐在小會議室裡，面前的桌子上攤開著那份照會的影印件。她看著那些字，但是腦子裡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天氣預報說今天會下雨，但是到現在還沒有下雨。
會議室裡有五個人。外交安保首席朱鐵基、經濟首席金相九、企劃財政部次官李浩俊、另外還有兩位新人，分別是總統秘書室室長鄭浩成、法務秘書安泰勇。
“都看看吧。”
金相九看完之後把眼鏡摘下來用衣角擦了擦，再戴上去，再看一遍。上週他的眼鏡布丟了，在國會預算聽證會的時候，被一名記者撞了一下，布掉在地上，他不好意思去撿。現在他用的是西裝內襯的衣角，這塊布料比眼鏡布要粗糙一些，每次擦拭完鏡片之後都會留下幾道細微的劃痕。他可以看見那些劃痕，但是不想換眼鏡，因為“還可以用”。和他對韓國經濟的態度一樣，雖然能看到問題，但是覺得“還可以用”。
朱鐵基這次不像上次那樣很快地翻頁，而是逐字逐句地讀，讀到第三頁的時候手指就停在了紙上。李浩俊拿到檔案之後只看了十秒鐘就放下了，之後用圓珠筆在桌子上敲了兩下，悶響，彷彿敲在了溼木頭上。
長鄭浩成首先發言。“大統領，這是正式的外交照會，並不是口頭交涉。如果我們在七天之內沒有作出回應或者回應不符合對方的要求的話，阿聯酋方面就可以單方面採取後續措施而不需要再進行通知了。”
“所以呢？”朴槿惠問道。
“我們必須在七天之內給出答覆。”鄭浩成說，“至於答覆是什麼性質的，就看我們怎麼給它下定義了。”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右手食指在左手手背上畫了一個圈，逆時針，再順時針。這是他在大學參加辯論賽養成的習慣，每次要進行詭辯之前都會畫一個圈。他的老婆發現了這個習慣，在結婚的第一年還會笑話他，第二年就不笑他了，第三年在他說“至於是什麼性質”的時候就會提前去廚房洗碗。現在他畫圈的時候沒有人洗碗，他畫了三圈，“答覆”兩個字就變成了一個沒有出口的迷宮。
安泰勇把檔案翻到最下面，看到阿聯酋外交部長的簽字之後停頓了兩秒鐘。簽名所用的墨水是綠色的，在阿拉伯文化中代表著吉利，但是在韓國，綠色墨水一般只出現在殯儀館的價格單上。盯著那個簽名看了兩秒鐘，腦子裡閃過的是去年參加岳母葬禮的時候看到的價目表，“高階骨灰盒，綠色字型，加八萬韓元”。他把這兩個畫面推開，但是推不開的是不祥的預感。這份照會用綠色墨水簽名，也許是對方的文化習慣，也可能是一種他讀不懂的嘲諷。
“大統領，從法律角度來看的話，在摩蘇爾簽訂的協議就是雙方簽署的正式的國際協定，經過國會批准之後生效。如果單方面拖延付款的話，在國際法上就是違約行為，阿聯酋可以向國際仲裁機構提出申訴。”
“那就讓他們去申訴吧”，朴槿惠說，“國際仲裁走完程式至少兩年。”
“但是輿論……”
“輿論的事情我來扛。”朴槿惠打斷了他的話，“你們現在告訴我的是，錢能不能不給，人能不能不派。”
金相九把筆記本翻開，翻到夾著書籤的那一頁。“大統領，關於技術團隊派出這一條，我們可以以‘國內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儲備不足，需要時間調配’為由減半派出。”
“減半之後呢？”
“減半之後，他們到了阿聯酋那邊，我們的駐阿使館可以配合‘協調’，人到了地方但是因為手續問題不能上崗，這隻能算是行政效率問題。”
朴槿惠的指尖在桌面上敲了一下。“沒必要到了阿聯酋再拖延，讓他們出工不出力就行了。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錢。”
“錢一分不給。”金相九說這話的時候沒有停頓，好像早就準備好了這個答案一樣，“我們的藉口是‘國會預算審批流程未完成’。”
朱鐵基在旁邊接了話。“大統領，這個藉口需要國會那邊配合。那麼政府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說‘正在等待國會審議’。這個流程走下來，三個月打底。”
“三個月之後呢？”
鄭浩成說，“年底還有大選，國會議員們忙著選區的拉票活動，到時候我們可以說‘由於大選導致國會工作暫停，預算審議順延到明年一月’。推個兩三次，一年就過去了。反正我們的姿態就是我們很想履約，但是大韓民國是個民主政府，瓦立德心裡自己也清楚這個協議有多苛刻，我們需要時間說服各個黨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