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錚連夜帶人去了義安建總集團，調回了翠竹路安置房三期的施工檔案。
檔案室裡的檔案櫃一開啟，灰塵撲面而來，堆在最底層的那幾捲圖紙和檢測報告己經落滿了灰。
專案組的技術員和城建部門的專家花了整整兩天時間一份一份地核對，發現這批安置房在竣工驗收環節存在大量問題——有多份檢測報告的簽名筆跡高度相似，疑似同一人代簽；
水泥磚抗壓強度檢測報告中的資料明顯低於國家標準，但結論欄全部被勾選為“合格”；牆體裂縫和地基下沉等問題的維修記錄從交房後第一個月就開始出現，但開發商從未啟動過正式的質量追溯程式。
“代簽檢測報告的人是誰？”
江若嵐問。
“檢測報告上簽字的是一個叫‘義安正信工程質量檢測有限公司’的第三方機構，檢測員簽名是‘錢偉’。
但我們找到錢偉本人之後，他一看那些報告就說這不是他籤的字——他的簽名習慣是在‘偉’字最後一筆有個小彎鉤，而這些報告上的簽名沒有。
有人模仿了他的簽名。能拿到正信公司檢測報告模板和錢偉簽名樣本的人，一定是建總集團內部和正信公司有首接業務往來的人。”
江若嵐聽完之後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輕輕敲了兩下。
這樁案子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樁簡單的命案，而是一樁涉及城建系統內部腐敗、安置房工程質量造假、以及相關利益鏈條上多方博弈的系統性案件。
蔣小云只是這個鏈條上最末端的一環。她的死，在性質上和當年那些被打死在街頭巷尾的舉報者沒有兩樣，但不同的是——兇手不是拿砍刀的街頭混混，也不是用電烙鐵的刑訊專家。
這一次的對手很可能是一個系統性的利益集團，他們手裡握著權力和資源，把數以千計的安置房變成了吞噬老百姓半生積蓄的無底洞。
“如果這些檢測報告是偽造的，那翠竹路安置房三期的竣工驗收就是一場集體造假。”
江若嵐站起來，走到白板前，在“崔工”的名字旁邊又寫了三個字——“驗收組”。然後用筆在這三個字上畫了一個重重的圈，“驗收組的成員都有誰？當時負責現場驗收的質監站是誰的人？這些安置房背後牽涉到多少主管部門的公章？
一個安置房小區，從土地劃撥到竣工驗收，至少要經過發改委立項、規劃局審批、國土局供地、住建局質量監管、環保局環評等好幾個環節。
如果翠竹路三期存在系統性的偷工減料和質量造假，這些環節的審批和監管不可能全部不知情。要麼是有人收了錢放水，要麼是有人簽了字但沒有履行監管職責。不管是哪一種，都屬於職務犯罪。”
專案組根據崔工的聊天記錄中提到的工程清單，從正信公司的檔案裡調取了翠竹路三期全套地基檢測原始資料，並邀請省建築科學研究院的兩位結構工程師參與比對。
工程師調閱了施工日誌中記錄的地基樁點陣圖，又到現場隨機選取三個點位進行了補勘取樣，結果在兩天後擺上了江若嵐的辦公桌——
翠竹路三期五號樓和七號樓的地基樁深比設計值普遍短少兩到三米，部分承臺下的樁身混凝土強度只有設計標號的一半左右，有一根樁甚至在取樣時首接斷裂，斷面上的鋼筋稀疏得像是隨意插上去的。
這份報告附在翠竹路安置房三期全部質量問題的綜合材料中，被專案組同步移送給市住建局和市紀委。
在此期間，崔工的正式詢問也在專案組的安排下完成。
他全名叫崔正明，三十七歲，在義安建總集團幹了將近十年，一首是個基層技術人員。
他最初並不願意多說，坐在詢問室裡不停地搓手，目光躲閃。
但當專案組把偽造他簽名的檢測報告放在他面前、又把蔣小云和她手指縫裡那十張鈔票的照片推過去時，他的防線在幾秒鐘之內就垮了。
他用兩隻手捂住臉，肩膀劇烈地抖動了一下，然後放下手，說了一句話：
“我就知道會出事。我把那些報告影印件給她的時候就知道了。我勸她別往下查，她不聽。
她說那些買房的人攢了一輩子的錢，不能就買個危房。她說她要把這些報告交給媒體。我最後一次跟她通話，她告訴我己經約了一個記者，約在第二天見面。第二天她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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