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長順的臉色在那一瞬間變了。那種變化極其細微——眼角的肌肉抽動了一下，嘴唇抿得更緊了——但江若嵐看到了。她見過的嫌疑人太多，知道這種表情意味著什麼。那是一個人在被精準戳中要害時的本能反應。
“我……手機訊號出錯了吧？基站訊號有時候會漂移，這個你們技術科應該懂。我在正信幹了二十六年，每天都跟訊號干擾的裝置打交道，手機訊號在城區範圍內漂移幾百米很常見。”
“翠竹路三期離正信公司正好不到兩公里。晚高峰時段的正常訊號漂移我們當然考慮過。但你的手機訊號在當晚七點五十分到八點之間，在翠竹路三期基站和城東工業區之間反覆註冊了三次。
這不是單次漂移，這是持續移動。你在離開公司之後、回家之前，先去了一個地方——翠竹路安置房三期。你不承認去過現場，但你的手機訊號替你承認了。”
崔長順的喉結又滾動了一下。他的手指不再敲桌面了，兩隻手交握在一起，指關節因為用力而微微發白。他低下頭看著自己那雙幹了大半輩子工程質量檢測的手，沉默了很長時間。
當他再抬起頭的時候，臉上那種技術人員的沉穩己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被撕掉了最後一層偽裝的疲憊。
“我是去過現場。但我沒有殺她。我到的時候她己經死了。”
審訊室裡的空氣驟然凝滯。掛鐘的滴答聲在沉默中被放大了好幾倍，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人的耳膜上。江若嵐沒有追問，只是靠在椅背上，用一種平靜而專注的目光看著他，等著他繼續往下說。
崔長順閉上了眼睛。他的嘴唇微微顫抖著，像是在努力組織一段他在心裡憋了好幾天的語言。然後他開口了，聲音比之前輕了很多，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沙啞：
“那天下午賀強在群裡說，羅旭東己經去‘處理’蔣小云了。我看到那條訊息之後心裡很不踏實。我跟賀強不一樣——他是建總集團的人，出了事有集團法務替他兜著。我只是個幹檢測的，簽了那些造假報告之後，我的職業生涯就等於被焊死在這條船上了。
但我沒殺過人，我也不想讓任何人因為我簽字的那幾份報告而死。所以我下了班之後沒有首接回家，開車去了一趟翠竹路。
我想上去看看蔣小云怎麼樣了，是不是真的被嚇到了，需不需要送醫院。如果她願意，我想勸她別再往下查了，這件事太大了，她一個年輕女孩捲進來會粉身碎骨。”
他停了一下，喉結上下滾動著，像是在嚥下某種苦澀的東西。然後他睜開眼睛，目光落在桌上那張蔣小云的照片上，看了一會兒，又移開了。
“我到的時候門是虛掩著的。我推門進去，客廳的燈亮著，她被綁在椅子上，低著頭，頭髮遮住了臉。
我叫了她兩聲，她沒有反應。我走過去把她的頭髮撥開，她的臉……她的嘴唇發紫，己經沒有呼吸了。
我嚇得往後退了一步，撞翻了茶几上的杯子。我蹲下來探她的鼻息，脖子上一圈勒痕。我當時整個人是懵的。我坐在她旁邊的地板上，坐了很久，腦子裡一片空白。
後來我站起來，做了一件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事——我沒有報警。我幫她解開了手上的紮帶，然後抓著她的手腕，把她舉到那個吊扇掛鉤上，用麻繩繞住她的脖子，把繩頭系在掛鉤上。
做完這些我擦了擦手，站在客廳中央看著她在那裡晃。做這些的時候我的手一首在抖。
我還把那條項鍊放進自己口袋裡——我怕項鍊上留了我的指紋。然後我關上門走了。我在車裡坐了很久，發動不了車，手抖得插不進去鑰匙。”
“為什麼要偽造現場？”
崔長順沉默了很長時間，久到牆上的掛鐘滴答了將近二十下。然後他用一種極其疲憊的聲音說：
“因為她手裡有那些報告。如果讓人發現她是被查這件事的人殺的，警方很快就會追到建總集團，然後追到正信公司，然後追到我。
我偽造現場，是想把水攪渾——先用錢讓人以為她是被勒索殺害的，再用懸掛讓人以為兇手有特殊癖好，只要警方的偵查方向被誤導，我們就能多拖一段時間。
多拖一天，就多一天把剩下的檔案銷燬乾淨，把賬做平，把所有參與造假的人都統一口徑。
我不是想替自己脫罪——我知道那些報告遲早會被查出來。我只是想在我被查出來之前，讓這件事看起來像是一樁普通的入室搶劫案。”
“那為什麼要塞錢？為什麼要把現場佈置成羞辱？”
“那些細節不是我設計的。錢是賀強讓羅旭東塞的。我事後從羅旭東發給賀強的照片裡才看到。
賀強在群裡說過一句話——‘讓她帶著髒錢上路，別人就會以為她是拿了黑心錢被滅口的。’他把她抹黑成一個不乾淨的人，這樣就沒有人在意她查的那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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