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話：花名冊】
沈老師走了，帶走了他關於柳鎮的所有回憶，他留給我的那張舊報紙，此刻正在我手裡，帶著粗糙的觸感。
1984年6月27日，徐東海老師臥軌身亡，這個日期像一根細針，紮在我心裡。我總覺得它和崔曉燕的自殺、小舅舅的失蹤，有著某種不祥的關聯，可我卻始終找不到串聯起它們的線索。
“沈老師說，崔曉燕是借讀生，爸媽不是鐵路職工，她爸爸還是個聾啞人……”吳懷硯打破沉默，語氣裡帶著一絲疲憊，還有難以掩飾的急切，“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我點了點頭，心裡滿是茫然和沈重。
“她爸爸是聾啞人，”我喃喃自語，重複著沈老師說過的話，“柳鎮不大，聾啞人應該不多，如果能找到她爸爸，說不定就能知道更多關於崔曉燕的事，知道她為什麼輟學，為什麼自殺。”
這句話像是點醒了吳懷硯，她猛地抬起頭，“對了，找民政辦。”
我不解地看著她，她繼續說：“鎮殘聯有殘疾人檔案，崔曉燕的爸爸是聾啞人，應該有登記。”她把墨鏡往上推了推，“我們圖書館跟鎮政府有業務往來，我認識一個文化站的工作人員，她也許能幫忙介紹。”
我沒有立刻回答，陽光曬在我的肩膀上，有些發燙。我在想，崔曉燕的家人會知道些什麼？他們會願意跟一個陌生人談論二十多年前死去的女兒嗎？
“試試吧。”我說。
“嗯。”吳懷硯點了點頭。
過了幾天，我和吳懷硯去了鎮政府。
民政辦在鎮政府一樓，我們到的時候，剛過十點，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院子裡的水泥地被曬得發白，踩上去鞋底發軟。
“我同事已經幫我們聯絡好了，負責殘疾人登記花名冊的工作人員就在辦公室等我們，我們直接進去就可以了。”吳懷硯輕聲說。
我們走進辦公樓，樓道里光線昏暗，空氣中瀰漫著一股乾燥的氣息。樓道里很安靜，只有我們的腳步聲在迴盪，走廊盡頭傳來電話鈴聲，響了很久都沒有人接。
按照吳懷硯同事的指引，我們來到了二樓最東邊的辦公室。吳懷硯輕輕敲了敲門，裡面傳來一個低沈的男聲：“請進。”
我們推開門走了進去，辦公室不大，一張舊辦公桌放在屋子中間，桌上堆滿了檔案和檔案，牆角放著一個鐵皮櫃，上面落著一層薄薄的灰塵。辦公桌後坐著一個年輕男人，穿著一身深藍色的制服，頭髮梳得整齊，正低頭整理著手裡的檔案，聽到動靜，他抬起頭，看向我們。
我楞了一下。
年輕男人的目光在我臉上停了一秒，然後迅速移開，又移回來，像是在確認什麼。他的表情變了好幾下——先是茫然，然後是驚訝，最後是一種侷促的尷尬。
“穀雨？”他站起來，椅子向後一推，發出一聲刺耳的摩擦聲。
“你是周奇？”我說。
如果不是那雙眼睛——那種熟悉的、帶著一點蠻橫的、卻又刻意收斂著的目光——我幾乎認不出來。
他就是小時候那個留級的小霸王，那個在操場上欺負我、被我騎在身上打了一頓的周奇。
他繞過辦公桌，走到我面前，站定。他比我高出將近一個頭，肩膀很寬，站在我面前像一堵牆。但他沒有居高臨下地看著我，而是微微低著頭，目光落在我的肩膀上，像是在看，又不太敢看。
“好久不見。”他說。
“好久不見。”
沉默了兩秒，他的右手在褲縫上搓了搓，張開嘴，又合上，又張開。
吳懷硯在一旁悄悄地問我：“你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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