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運會第三日的傍晚，柏林的天空被一層薄薄的暮色染成了淺紫色。
施普雷河面上的光從正午的亮白變成了更溫潤的銅色調，像一面被擦得半舊的銅鏡平鋪在兩岸之間，映著對岸那些紅瓦屋頂的邊緣，把每一條輪廓線都鍍上了一層柔和的金邊。
韋格納從會場大樓出來後沒有回辦公室。
他讓司機把車開到城北的方向，穿過幾片正在晚高峰中緩慢流動的住宅區，最後停在了一條安靜的、兩側種著老椴樹的街道盡頭。
那棟建築從外面看並不顯眼，三層高的淡黃色磚樓，窗框刷著白漆，門廊上方掛著一塊不大的木牌，牌子上刻著“中央療養院”幾個字。
韋格納在門廊裡脫了外套搭在手臂上，值班的護士同志認出他後對韋格納敬了個禮，沒有通報，只是側身讓開了走廊的路。
韋格納沿著走廊走到盡頭倒數第二間病房門前，輕輕敲了兩下，門內傳來一聲低啞的“請進”聲。
他推門進去。
病房不大，大約十幾平米，佈置得簡單幹淨。
靠窗放著一張可調節角度的鐵架床，床單是淺藍色的棉質，疊得平整。
窗臺上擱著一隻窄口的玻璃花瓶，花換過了，幾枝淺黃色的臘梅插在裡面，花瓣邊緣在傍晚的光線裡呈現出半透明的質地，像被日光浸透了之後慢慢凝結成的薄蠟片。床頭櫃上放著一隻杯子和一本翻到一半的厚書，書頁的切口處夾著一枚深紅色的書籤，露出窄窄的一條邊。
床上半躺著的正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六十七歲的列寧比韋格納記憶中那些歷史照片上的人更瘦一些。
他年輕時那種圓潤飽滿的面頰輪廓己經被時間磨薄了，顴骨下面的凹陷比以前更深，脖頸處的皮膚鬆弛地貼著筋腱和骨骼的走向。
但列寧的眼睛沒有變。
那雙眼睛仍然帶著安靜而專注的亮光。
“呦，是卡爾同志啊。”
看著韋格納進來，列寧的面上有喜色浮現，他的聲音低緩，帶著一種長期臥床的人特有的虛弱，但咬字仍然清晰。
列寧伸出手來，韋格納則快步上前握住那隻手，掌心乾燥，溫度偏涼。
“伊里奇同志，”
韋格納在床邊的椅子上坐下來，把外套搭在椅背上，
“今天感覺怎麼樣？”
列寧把手收回去擱在薄被面上，微微側了一下頭，用一個很小的角度調整了枕頭的支撐位置。
“比前幾天好了些。早上能坐起來看一會兒電視。”
他說話的時候停頓很自然，
“你那邊軍運會開得怎麼樣？我在新聞上可看見了，傘兵同志們跳得很漂亮。”
“很好。蘇聯的方陣比去年整齊了不少，朱可夫同志帶著人來的，他們跟我們的教官配合了半年，佇列標準和戰術流程都對接完了。”
列寧微微點了一下頭，嘴角向上彎了一個很小的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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