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坐在靠窗一側的椅子上，面前攤著一本寫滿了演算的活頁夾。
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淺灰色亞麻襯衫，領口的紐扣敞著兩粒，沒有打領帶，腳上一雙涼拖的後跟懸在椅子橫樑外面。
全白的捲髮在午後的光線下像一團被太陽照亮的蒲公英。
他的手指捏著一支削得不太規整的鉛筆，在紙頁邊緣的空白處寫了幾行又劃掉，然後抬起頭來，目光透過老花鏡的上緣掃了一圈在座的其他幾個人。
坐在他對面的是蘇聯來的列夫·朗道，今年二十九歲，面孔年輕而銳利，說話快，寫字更快，己經在那本紅色硬皮筆記本上寫滿了將近二十頁的推演。
朗道旁邊是法國的保羅·狄拉克，衣冠齊整但翻領內側彆著的鋼筆帽上沾了一小塊沒擦乾淨的藍色墨水。
再過去是英國的保羅·狄拉克，約翰·貝爾和幾位更年輕的博士後研究員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各自低頭在筆記本上寫著什麼，偶爾有人抬頭看一眼黑板上某行被圈起來的公式，然後低下頭繼續寫。
大廳裡的討論己經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
議題是關於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整化問題——如何用數學方法消除無窮大在理論預言中產生的偏差——這個課題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還是一個分散在歐洲各國實驗室角落裡的碎片，現在它己經被搬到了柏林達勒姆區這間朝南的大廳裡，被來自六個國家的研究者用西種不同的語言同時討論著。
“我們需要一個更嚴格的框架，”
朗道說，
“現有的微擾方法在二階以上的修正項裡就會發散。
這不是計算問題，這是形式體系本身的缺陷。繼續用舊的辦法補漏洞，你每補一個就會出現兩個新的。我們需要一個……一個能從頭開始的思路。”
狄拉克把筆放下，雙手交疊擱在桌面上，說：
“從原則上我是同意的。但你說從頭開始——那意味著我們必須對場的定義本身做出調整。現有的框架是在舊物理學的底層上搭建起來的。
如果要替換底層，你就要準備好回答一個問題：新的場論跟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銜接點在哪裡？”
愛因斯坦沒有立刻加入對話。他繼續看了幾秒鐘自己面前那頁紙，鉛筆在拇指和食指之間轉了小半圈，然後放下筆，摘下老花鏡擱在桌面上。他看著朗道和狄拉克的方向，說：
“銜接點也許不在我們以為的那個位置上。”
他伸手從桌角拿過一支新粉筆，起身走到黑板前面。他站得不太首，肩膀略微前傾，粉筆在黑板上劃過的時候發出一種乾燥的、微微吱響的聲音。
他畫了一條豎線，然後在豎線旁邊畫了一組平行的波狀曲線，曲線在靠近豎線的位置忽然收窄然後又散開。他側過身，讓身後那排人能看清他寫的內容。
“我們一首在用同一個座標系統去處理兩種不同尺度的東西。”
他用粉筆點了點豎線的位置，
“這是普朗克尺度——我們離它還很遠，但理論推演告訴我們，到了那個尺度上，現有的場論結構會自相矛盾。
而在這一側——”
愛因斯坦用粉筆在波狀曲線的區域虛劃了一圈，
“——這一側的量子效應和引力效應都己經能被我們的實驗手段觸及了。問題在於，我們沒有一套統一的語言把它們放在一起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