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絡的人來來回回就四個——他僱傭的司機上官某營。他兒子。村裡一個做保險業務的村民，還有一個鄰居。
凌晨兩點三十一分，最後一個電話打出。然後手機徹底靜默，直到早上六點零七分，他撥了保險公司報案。
六點四十五分，報警電話才打出去。
陳嶼把通話記錄單拍在老周桌上：“你看出什麼問題沒有？”
老周看了一眼，臉上的表情沉了下來。他搞刑偵二十多年了，什麼案子的蛛絲馬跡都見過。
一個正常人在突發意外之後，第一反應一定是不停地打電話——打120急救。打110報警。打給家人求助。
但王某濤兩點半之後一通電話都沒有，安靜得像個死人。
“他知道人已經死了。”老周說，“不需要叫救護車。”
“而且他需要時間編故事。”陳嶼補了一句。
更蹊蹺的是那十四通電話的內容，專案組逐一核實後拼出了完整圖景：王某濤打給司機上官某營，問的不是拉貨的單子，而是反覆問保險理賠的事，問車禍現場應該怎麼處理，問得又細又密——“如果人當場就沒了，報警和報保險哪個先？”
司機在電話裡聽得一頭霧水，後來對民警說：“壓根沒提拉貨的事。”
他打給保險業務員，翻來覆去問人身意外險的理賠條件，問免責條款，問夫妻互保的規定，問得業務員都覺得不對勁，末了還問了一句：“大半夜的，你問這些幹啥？”
他打給鄰居，東拉西扯地打聽村裡的監控裝在哪裡，哪個角度能拍到什麼。
最後一個電話，他打給了兒子。十七歲的少年在寄宿學校宿舍裡被手機震動吵醒，聽見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你要好好的。”
電話結束通話。凌晨兩點三十一分。
之後他的妻子就死了。
五月六號清晨，專案組決定把遺體帶走做完整屍檢。
那天王某濤正在給妻子辦葬禮，靈堂搭在村口，白布白幡，香火繚繞，親戚朋友來了二三十號人。
遺體停在靈床上，蓋著一床新棉被，等著入殮。
警車開到院門口的時候，一箇中年婦女從人群裡衝出來，臉漲得通紅，聲音尖銳得像刀片刮玻璃：“人都已經死了，成這樣子了，你們還要拉走？你們還是不是人？！”
呼啦啦湧出來十幾個家屬，把警車圍了個嚴實。
王某濤的兒子穿著校服，直接從靈堂裡衝出來，撲通一聲跪在靈車前，額頭重重磕在地上，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別拉我媽走......求你們別拉我媽走......”
那孩子哭得渾身發抖，校服袖子上沾滿了泥和紙灰，額頭上磕出了血印子。
陳嶼站在人群最外層，看著這一幕，心裡悶得發慌。
家屬攔著不讓驗屍，合情合理——人都死了，還要被開膛破肚，擱誰家都接受不了。
但他又想起車頭那幾滴扇形噴濺的血跡，想起駕駛室門內側那片暗紅色的印子，想起法醫那句“沒有任何躲閃痕跡”。
這個女人死得不明不白。如果就這麼埋了，真相就永遠埋在土裡了。
老周擠到人群前面，亮出證件，聲音不高但壓得住場：“我們是魯山縣公安局刑偵專案組的。能理解各位的心情，但死者的傷情存在重大疑點，必須透過屍檢查明死因。這不僅是為了案子，也是為了給你們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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