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三日，抵達登州。
登州是山東半島北端的重要港口，唐代以來就是海防重鎮。蘇轍下船後，在登州停留了一日，拜會了當地幾位藏書家，借閱了幾卷齊地古志的抄本。他花了半天時間，在燈下將那捲《齊乘》與古志抄本逐一對照，以硃筆標註出臨淄故城、管仲墓、晏嬰祠、齊桓公墓等古蹟的具體位置。他決定先走一遭臨淄，再去曲阜，沿途儘可能多地走訪這些古蹟。
從登州到臨淄，約西百里路。展昭以皇城司腰牌在驛站換了兩匹好馬，兩人沿官道西南而行。時值暮春，齊魯大地上一片青綠，麥田在風中起伏如海浪。蘇轍騎在馬上，望著這片養育了管仲、晏嬰、孔子、孟子等先賢的土地，心中湧起一陣難以言說的激動。
他在馬上吟出一首《齊魯道中》：
“登萊西望海雲平，千里齊煙入眼青。管仲霸圖何處是？麥田風起浪千層。”
吟罷，他對展昭說：“管子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強兵。今天的汴京與臨淄雖隔時空，但治國理政的道理一脈相通。我在《古史》中寫齊太公世家，就是從這道理起筆的。”
路上，倒真出了一件小小的奇事。
這日傍晚，他們在一座名為“古冶”的小鎮歇腳。鎮子不大，只有一條街，街尾有一家老舊的客棧。蘇轍安頓好之後，在鎮上閒逛，見街邊有一家舊書鋪，便信步走了進去。
書鋪不大，三面牆都是書架，堆滿了各種舊書、賬冊、信札。掌櫃是個頭髮花白的老者，正戴著老花鏡修補一本破舊的《論語》。蘇轍與他攀談了幾句，得知這書鋪是祖上傳下來的，己有三代。掌櫃姓崔，據說是齊國王室後裔，家譜可追溯到姜太公的庶子一脈。
“姜太公的後人？”蘇轍心頭一動。
崔掌櫃放下手中的書，摘下老花鏡：“祖上確實是姜太公的庶子一脈，封在崔邑，以邑為氏。後來崔氏在齊國累世為卿，首到田氏代齊，才逐漸衰落。我家這一支在唐代遷到古冶，開了這間書鋪，傳到我這裡己經是第五代了。”
蘇轍一聽，更覺得因緣殊勝。他向崔掌櫃打聽臨淄故城的情況，崔掌櫃從書架上取下一卷舊紙，攤開，竟是一幅手繪的臨淄故城地圖，標註了城牆、城門、宮殿、市集、作坊的方位，詳細程度遠超《齊乘》。
“這地圖是我祖父繪製的，他在光緒年間曾參與臨淄故城的考古發掘。”崔掌櫃指著圖上幾處標註，“這處是管仲的府邸舊址，這處是晏嬰的宅第遺址。前些年有考古隊在城西發掘出一批齊國陶文，就埋在管仲故居附近。”
蘇轍正想問那批陶文的下落，目光卻被地圖邊緣的幾行小字吸引住了。那行字是用細筆寫在邊角的，與地圖主體筆跡不同，墨色也更深：“崇寧五年冬，有客自汴京來，攜一銅函，埋於管仲故居遺址東牆下。函中藏有帛書一卷，上書‘晏子春秋佚文’六字。”
蘇轍心頭一跳，指著那行字問：“崔掌櫃，這行字是誰寫的？”
崔掌櫃湊過來看了看，皺眉道：“這字跡……是我父親的。他老人家生前在一家富戶當過賬房，偶爾會帶些舊書回來修補。這行字是什麼時候寫的，我也不清楚。但既然是寫在地圖上的，想必是當年那位‘汴京來客’託他記下的。”
蘇轍取出青天鑑，將鏡面貼近那行字。鏡光之下，字跡沒有異常，確實是普通墨筆寫的。但墨跡邊緣有一層極淡的光暈，與鐵牛腹中那些文書的墨跡如出一轍——那是崇寧年間特產的一種“徽墨”特有的光澤，因為其中摻了少許金粉，遇光會有微弱的反射。
展昭上前一步，低聲道：“先生，難道那銅函還在原處？”
蘇轍沒有回答。他向崔掌櫃借了那幅地圖，又打聽了管仲故居遺址的具體位置。崔掌櫃說，那處遺址在臨淄故城西門外三里處，如今是一片農田，只有幾塊殘碑露在地表。每年清明，還有人去那裡燒紙，據說都是管仲的後人。但崔掌櫃從沒聽說過有什麼銅函。
蘇轍將地圖上的細節默記在心，當夜回到客棧，展昭舊話重提：“先生，要不要去那遺址看看？”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