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對岸，兩人繼續趕路。天亮時，他們到達汴京南郊的陳橋驛。這裡離汴京城只有三十里，但蘇轍沒有進城，而是選擇在驛館中歇息半日，一來讓馬匹恢復體力，二來他需要時間整理從曲沃得到的新線索。
驛館的客房很小，但勝在安靜。蘇轍關上門，在案前坐下，將曲沃鼎足上的銘文拓片、具茨山《河洛》鼎的拓片、以及從武夷山帶回來的符令殘片，一一攤開，仔細比對。他發現，三處鼎陣的銘文雖然字跡不同，但核心內容高度一致——都是關於“截斷龍脈，引向遼國”的記載。而且，銘文中反覆出現一個詞：“十九年”。
“十九年。”蘇轍低聲重複，在紙上寫下這個數字。他想起《史記·天官書》中關於北斗星執行週期的記載，以及《太初曆》中十九年一章的歷法規則。章惇選擇十九年作為鼎陣重啟的週期，肯定是經過精心計算的。十九年，恰好是北斗搖光星完成一次完整迴圈的時間。在這個週期中，天樞星會有三次明滅，每次明滅都是鼎陣啟動或重啟的時機。
他提筆在札記本上寫道：“章惇以十九年為一週期，布鼎陣於五霸故地，以北斗搖光明滅為機。若五處鼎陣全部啟動，則天下龍脈盡歸其手，可逆轉國運。然此術逆天，必遭反噬。今己破驪山、武夷山、曲沃三處陣眼，尚餘晉州新田、錢塘兩處。新田之陣，清虛己布鼎足而未啟動；錢塘之陣，尚未見蹤跡。當速往錢塘，以絕後患。”
寫完，他擱下筆，從行囊中取出那捲《古史·吳太伯世家》的草稿。這是他早年在筠州時寫下的初稿，一首未完成。他打算在前往錢塘的路上，將這篇世家重新修訂，並加入自己對吳越爭霸的思考。吳太伯是周太王的長子，為了讓位給弟弟季歷，逃到江南，建立了吳國。吳國在春秋後期崛起，稱霸一時，但最終被越國所滅。越王句踐臥薪嚐膽，最終滅吳，成為春秋最後一霸。吳越興衰中蘊含的教訓，與北宋當下的處境何其相似——內修政理、外御強敵，二者缺一不可。
他翻開草稿，讀到“吳王闔閭用伍子胥，國勢大振”一段，忽然停住了筆。他想起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的父親伍奢被楚平王殺害，伍子胥逃到吳國，助闔閭奪取王位，並率吳軍攻入楚國，鞭屍楚平王，報了父仇。但後來，夫差聽信伯嚭的讒言，賜劍令伍子胥自殺。伍子胥臨死前說：“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後來果然應驗。蘇轍在《古史》中評價伍子胥：“伍子胥以忠義犯君，以訐首賈禍，卒以誅死。然其志節可悲也。”
他想了想，在草稿旁批註道：“子胥之忠，足以存吳；子胥之死，足以亡吳。夫差不能用子胥，而用伯嚭，故吳亡。今之執政，若能親賢臣、遠小人，何至於黨爭誤國？”批完，他合上草稿，看了一眼窗外，天己近午，陽光透過窗紙灑進來，在案頭投下一片暖黃色的光影。
他想起元祐年間，自己在朝中任右司諫時，曾上書論青苗法之弊，主張“以民為本”，與司馬光、劉摯等舊黨中人共同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但那時，他以為舊黨就是對的，新黨就是錯的。後來經歷了貶謫、流放，親眼看到青苗法在各地的執行狀況，他才明白——問題不在新法還是舊法，而在執行新法的人。子產鑄刑書，以法示民，官吏不得擅為奸利，所以鄭國大治；王安石頒青苗法，本意惠民，但執行者藉機斂財，所以民怨沸騰。法非不善，行法者非其人，則法亦為害。這個道理，他在《古史·鄭子產列傳》中寫得明明白白。
他正想著，門外傳來展昭的聲音：“先生，寺人公派人送信來了。”
蘇轍起身開門，見一個皇城司探員站在門外，雙手遞上一支竹筒。蘇轍接過，拆開封蠟，抽出信紙。寺人披的筆跡依然工整而急促：“東軒先生如晤：皇城司密探從遼國上京發回急報，遼國國師耶律達魯己於十日前離開上京，秘密南下，隨行攜帶一批青銅器皿，疑與鼎陣有關。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