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疇殺伐果斷，帶領部隊一路衝殺，斬殺農民軍三百餘人，解了韓城之圍，逼迫王左掛等農民軍首領紛紛歸降。
一個文官竟然如此生猛，在到處都是敗局的陝西就是一盞明燈，在陝西和朝堂之上頓時名聲大噪。
崇禎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疇因功被提拔為延綏巡撫，負責當地的政務。
王左掛受不了官軍的管束，降而復叛，洪承疇率領官軍進行圍剿，首接將王左掛等首領誅殺。
作為楊鶴手下干將，本該支援上司的招撫政策。
但洪承疇看透了這群農民軍首領的頑固癖性，不光不進行招撫，反而集中官兵大力圍剿。
他不僅圍剿，還殺降。被其殺掉的投降農民軍多達數萬，引得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十分厭惡，朝堂之上也多有彈劾。
從後來的歷史來看，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首領被打的堅持不住時，曾多次詐降，楊鶴接受招降。
可等到他們養精蓄銳一段時間後就又反了，反覆無常。
明朝多次對“賊軍”剿而不死，就是因為陝西三邊總督楊鶴“以撫為主”的政策，才助長了他們囂張的氣焰，才敢屢次詐降。
可見，洪承疇果斷剿滅的政策，對於統治者穩定統治來說是頗有先見之明的。
大明己經無力養活大批饑民，沒有飯吃，餓極了的饑民為了生存，只有暴起造反搶奪官府和地主士紳，謀取一條生路。
崇禎西年（1631年）九月，陝西三邊總督楊鶴的“剿撫兼施、以撫為主”政策失敗，為此被罷官入獄，洪承疇繼任陝西三邊總督。
洪承疇以改楊鶴的“邊剿邊撫（誘降）”為“全力清剿”、“以剿堅撫，先剿後撫”方針，集中兵力進攻陝西農民軍。
崇禎六年（1633年）冬，農民軍轉進至明軍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鄖陽為中心，分部來往穿插於豫楚川陝之間，進行遊擊性質的流動作戰。
洪承疇以重兵包圍起義中心地區，實施重點進攻，高迎祥義軍接連敗於確山、朱仙鎮（今河南開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轉入西部山區。
崇禎七年（1634年）十二月，洪承疇任三邊總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西川五省軍務，成為明廷鎮壓農民起義的主要軍事統帥。
崇禎十二年（1639年）十月，陝西最後一股“賊軍”李自成部在流竄途中，被洪承疇擊敗，僅餘18騎走入陝南商洛山中，農民起義陷入低潮
他曾是大明朝廷極為倚重的軍事統帥，對明末農民起義軍造成了沉重打擊，有效的平息了社會動亂，是有大功勞的。
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發生戊寅之變，清軍兩路南下，京師戒嚴。
明廷不得不從西線把主帥洪承疇調來，與孫傳庭率軍入衛。
崇禎十二年（1639年）正月，崇禎帝任命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薊遼總督）。
這個時候的洪承疇達到了人生巔峰。
縱觀崇禎西年至十二年的八年剿匪生涯，洪承疇是明末亂世中為數不多的“救火能臣”。
在大明王朝大廈將傾、內外崩盤、無人可用、無餉可依的絕境下，他憑藉卓越的軍事素養、堅韌的執行力，頂住連年兵敗、朝堂掣肘、天災戰亂的多重磨難。
硬生生穩住了明朝內陸基本盤，重創農民軍主力、延緩了王朝滅亡，維繫了西北數年的秩序穩定，其軍事功績與大局能力，遠超明末絕大多數文武官員。
但受限於腐朽的封建制度、崩塌的王朝局勢與有限的職權，他無法根治明末的社會危機。
所有功績都帶有暫時性與侷限性，無法逆轉明王朝走向覆滅的歷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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