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打定主意，他要好好合理使用有各種才能得人才。
原本的歷史上，讓楊嗣昌去當督師去評判，是因為國家到了存亡之秋的無奈之舉。
現在，才崇禎元年，即便是按照原來歷史上的發展形勢，至少還有十七年的時間，足夠他利用自己的優勢改變很多事情，一切都還來得及。
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就應該讓專業的人才幹專業的事情。
楊嗣昌有多年在戶部工作的經歷，又對大明的財政運作有過思考，還出了專業著作，至少也算是個副教授級別的吧？
大明皇家銀行的掌舵人高世明重在是個太監，比較忠心。單論業務能力楊嗣昌比他強了太多。
大明國庫空虛多年，一首都是入不敷出，赤字執行。
畢自嚴上任戶部尚書以後，銳意進取，統籌財政改制。
除了向崇禎皇帝索要很多內帑補貼外，最重要的措施便是：按水陸驛站每處每年500兩，急遞鋪每處每年200兩的超低價格，將所有驛站和急遞鋪食宿打包出租給了大明皇家銀行。
透過這次商業出租，戶部不光節約了每年100多萬兩的驛站財政支出，還給國庫增加了800萬兩的押金，況且每年還有400萬兩白銀入賬。
這讓空蕩蕩的大明戶部國庫立馬充盈了起來。
因為大明朝的財政制度混亂、賬冊殘缺，且當時存在大量的“正項”（法定稅收）與“加派”（臨時攤派）並行的情況。
不管是前任戶部尚書還是現在的畢自嚴都搞不清楚一個精確的絕對官方統計數字。
只是粗略估計：在萬曆後期至天啟初年，太倉歲入通常在 300萬兩至400萬兩白銀左右。
到了天啟七年，由於遼東戰事吃緊，朝廷不斷加徵“遼餉”。
加上遼餉後，名義上的歲入總額可能達到 600萬兩至800萬兩白銀，甚至更高。
北方連年大災，根本收不上來多少稅賦，
江南等地抗稅嚴重，加上官吏貪腐、火耗層層盤剝，中央實際收到的銀子往往只有賬面的 50%-70%。
也就是說：天啟七年明朝國庫（太倉）的名義歲入約為 600萬-800萬兩白銀。
但實際入庫，並能用於國家開支的現銀，可能不足 400萬兩，且伴隨著巨大的財政赤字和債務。
所以，單單畢自嚴將全國驛站的食宿業務承包出去，不光可是節省百餘萬兩財政支出，還會讓國庫的收入翻翻。
對於大明國庫來說自然是好事，徹底裁撤國庫每年專項撥付的驛站耗銀，自此驛站食宿運營脫離公家錢糧供養，交由皇家銀行全權打理、自負盈虧。
但對於大明皇家銀行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如果賺了，肯定是盆滿缽滿！
要是虧了，自然是由皇帝內帑承擔。
雖然朱由檢並不差錢，但也不想虧錢！
單靠高世明這個二把刀根本玩不轉。
朱由檢才中途改變主意，讓經濟專家楊嗣昌出任皇家銀行副行長，專職全盤負責全國驛站食宿運營事務，既為投資盈利，又為穩住全國改制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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