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州這兩個字，對他來說從來都不只是一個地名，那是一段被反覆翻疊又壓進箱底的舊賬。
他在那兒當過市委書記，也在那兒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權力帶來的方便，
以前在漢大講課，別人喊他高教授，食堂師傅打菜多給半勺算是特殊照顧。
到了呂州，別人喊他高書記，機關大院的門衛隔著五十米就把杆抬了。
一個稱呼變了，門口等他的人也變了。
那時候他還覺得自己能把握住分寸。
後來事實證明，人一旦開始相信自己能永遠把握分寸，就已經離出事不遠了。
分寸這東西，跟橡皮筋一樣，你拉一次覺得還有彈性，拉十次覺得餘量充足，等你拉到第一百次的時候，它已經變了形，你手裡捏著的只是一根鬆垮垮的塑膠繩。
吳惠芬坐在床邊，輕聲說：“你不想說也可以先緩緩，明天的事明天再——”
“不能緩。”
高育良打斷她，語氣裡沒有猶豫的餘地，“周正明明天問，說明他們手裡有東西了。我要是今晚還裝沒想起來，明天坐在談話室裡就不叫配合，叫被動交代。這兩個詞的距離，寫在判決書上可能就是三到五年。”
他伸手拿過床頭櫃上的水杯，喝了一口，嗓子仍舊發乾。
“呂州除了美食城，還有一箇舊專案，叫東江港配套物流園。”
吳惠芬怔了一下：“我怎麼沒聽你提過？”
“因為這個專案當年沒出大事，至少表面上沒出大事。”
高育良把水杯放回原處，杯底在櫃面上磕出一聲輕響，“美食城鬧得熱鬧，趙瑞龍那幫人吃相太難看，痕跡重，擺明了是往口袋裡裝錢。東江港這個專案完全不一樣，做得乾淨、體面，連審計走了兩遍都沒查出硬傷。”
“那它的問題在哪？”
“它最厲害的地方，不在拿錢。”高育良停了一拍，“在安人。”
吳惠芬皺眉：“安人？”
“給一些幹部子女、親屬安排崗位。表面上是國企改革，引進市場化人才，走的正規招聘流程，面試、筆試、公示，一樣不少。
實際上，每個環節都被提前安排好了。工資不算離譜，福利不算顯眼，職位也不高，你查不出什麼管理層暗箱操作的硬證據。可每個被安排進去的人背後，都有來頭。”
高育良說到這裡，自己先笑了一下。
“那時候我還覺得這不算大問題。幹部子女也要就業嘛，只要沒明著違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各家方便。
你照顧了我的侄子，我照顧了你的外甥，大家彼此欠著人情，這人情又能在別的地方兌現。一來二去，鏈條就接上了。”
吳惠芬沒說話。
她在漢東大學教了幾十年心理學，太清楚“方便”這兩個字在丈夫嘴裡意味著什麼。
每一次“方便”都是一根絲線，輕得不值一提，可一百根絲線絞在一起就是一條繩索。
高育良繼續道：“東江港物流園後來成了一個人事中轉站。趙家安排人，梁家安排人，陳家也安排過。更麻煩的是，白望山那條線有人透過這個園區，把一批年輕幹部放進呂州，掛個基層履歷，鍍一層金，再從呂州調到京州、省直單位。整條路線走完，幹部履歷上寫的是“基層歷練，逐步成長”，組織部看材料挑不出毛病。可這成長的每一步臺階，都是別人搭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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