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於武惠妃提議讓張洛回家找他老子，張洛也只是冷笑不語。且不說父子之間本就感情淡漠，單單這件事的主動權他就不可能輕易交出去。
誠然這件事如果發揮一番，是足以對御史大夫崔隱甫造成一定的惡劣影響和傷害。但實際上跟崔隱甫的關係遠沒有張洛所表述的那麼緊密，崔隱甫畢竟是前任的河南尹而非現任，而且究竟是河南府的誰決定讓周良背這黑鍋，張洛也根本就不清楚。
他誇大其詞，只是為了要引起武惠妃的興趣，令其誤以為可以藉此插手外朝人事，最好是爭取一個讓其將自己引薦到唐玄宗面前進行陳述爭取的機會。
只是相對於張洛一個半大小子的一面之辭，武惠妃當然更加相信張家多年積累的政治資源，做出這樣的建議，張洛並不意外。
他也相信只要這件事回家一說，張均等人必定會如獲至寶，抓住這一機會對崔隱甫大作反擊，事情真相如何並不重要，現在他們只需要聲量比崔隱甫他們更大。如果再配合武惠妃在內廷的干涉，可能還會打出一套組合拳。
可如果真的這麼做了，那才是把路給走窄了。因為他們全都領會錯了這一次政斗的本質，搞錯了需要應付的真正物件。
後世針對開元十四年的這一場政鬥，以及開元時期其他的中樞鬥爭，有一個觀點用於總結和概括，即文學與吏治。
這種觀點認為崔隱甫。宇文融等吏治人士，巧妙利用開元十四年的這一次攻擊，一舉拿下了張說這個文學領袖的執政之位。
這種觀點怎麼說呢，稍得其形，未得其真。這場爭鬥的真正原因，以及開元時期其他的中樞鬥爭，核心只有一個，那就是唐玄宗本身的意志。
開元十三年的封禪大典，主持此事的張說可謂出盡了風頭，以至於自此以後老丈人都有了一個新的代稱。
而本該作為封禪主角的唐玄宗則就非常不開心，隨其一行登臨岱頂的供奉官們多是張說親信，甚至可以說如果當時張說在泰山頂上心生歹念的話，唐玄宗下不來都有可能！
所以封禪結束之後，唐玄宗先以伶人戲之，之後又質疑選司銓選不公，受宇文融密奏任命大臣分十銓選士，吏部尚書。侍郎都不得干預。
作為宰相的張說自然也被排斥在外，由此也令張說與宇文融這個朝中新貴的矛盾達到了一個頂點。
之後唐玄宗又刻意將張說所排抑的崔隱甫任命為御史大夫，兩名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皆侍中源乾曜所親而與張說不協，可以說是把「我要辦他」明晃晃的寫在了朝堂上！
所以崔隱甫是什麼人？他是皇帝手裡的一把刀！
如果張均等人找藉口發動黨羽對崔隱甫進行口誅筆伐的攻擊，那就是在挑釁皇帝，你這把刀不夠鋒利！
哪怕暫時能夠緩解一下張說所遭受的攻擊，然而皇帝在意圖沒有達成的情況下，下一把刀究竟是個形容詞還是名詞，那就不好說了！
其實唐玄宗在對某個執政大臣感到厭倦的時候，通常都會刻意做出一些冷落其人面子。故意令其難堪的行為，姚崇。宋璟等都曾有過相似的經歷。
張說如果識趣，也應該在唐玄宗幾次暗示後主動的表示引退，不至於拖到現在被動體面。
事到今日，有的事情其實已經是註定了的，越是拼命想要挽回，越是適得其反。
武惠妃向來拎不清，張均也不是個聰明人，張洛自然不可能夥同他們一起作死，但是眼下他人單勢孤，又必須要借重一下武惠妃的能力，也只能言不盡實的稍作誘導。
且不說讓張家去攻擊崔隱甫並不可取，即便此計可行。能夠讓張家擺脫危難，在張均的主持下張洛能獲得怎樣的回報，也是不必抱有太大的期望。
所以在略作思索後，張洛便又說道：「惠妃關懷少類，不忍我出面受人詰責刁難，此情銘感肺腑。只可惜我在戶中卻難享親長如此關懷愛憐，若是歸家告知此事，恐怕也要難免受迫行事。
懷此憂慮，所以先來求教惠妃。既然惠妃也持此見，那我便歸告家君。只是希望我在受迫行事時，惠妃能夠伺機庇護一二。
我無懼身之存否，但卻怕事情難成，更害怕惠妃這一番賜教體恤隨事而隱。人莫能知。」
當第二天牛貴兒再將張洛此言進告於武惠妃時，武惠妃聽完後也是不免沉吟多時，而後嘆息道：「之前覺得他急公好義。但卻失於輕率莽撞，今聽此言也是一個沉靜內秀之人。
日前所遇，瞧他母子也是際遇甚薄，此番張家為了滿門的安危，倒也不會可惜捨棄這樣一個庶子，逼他以身犯險，對崔大夫極盡詆譭。他之前不敢告於家人，原來也是懷此憂慮。
我教他歸家述事，或是給他指點了一條死路。縱然張令公因此而得免，是兒涉此兇險事中，恐怕難以保全。到時我不只錯害了這孩兒，人也不會知我曾經用智於此，張家理虧情虧，更加不會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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