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根和吳娟第二天一早就到了。
兩個人提著一大一小兩個包袱，站在店門口。樹根看起來比結婚那會兒還精神一些。吳娟站在他旁邊，頭髮在腦後扎得利利落落，看見桂花開門，先笑了一下：“姐，我們來了。”
桂花把他們讓進來，指了指後屋：“先放東西，屋裡我重新收拾過了，有點簡陋，將就一下。等找到活再考慮租房子，缺啥就說。”後屋不大，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櫃子，窗戶朝北，光線不算亮，但乾淨。床單是桂花新換的，被子也剛曬過。吳娟把包袱放在床上，看了一眼屋子，沒有打量，也沒有挑剔，只是笑著說了一句：“姐，沒事，挺好的。”桂花沒有多說什麼，轉身出了屋。
樹根跟出來，站在院子裡看了看：“姐，姐夫呢？”桂花說上班去了，下午回來帶你去看工地。樹根點了點頭，搓了搓手，像是想說什麼又沒說。桂花看了他一眼，也沒問。
吳娟當天就上了工。桂花讓她先跟著秋菊，看秋菊怎麼擺碗碟、怎麼招呼客人、怎麼收拾桌子。吳娟沒有再像上次那樣問東問西，秋菊說什麼她都點頭，拿了碗碟就擦，擦完就擺，擺完了掃一眼，自己去找下一件能做的事。秋菊一開始還繃著，不怎麼跟她說話，吳娟也不湊上去套近乎，兩個人一前一後忙活，像兩條各走各的線。
到了第三天，店裡中午忙完，秋菊端著一摞空碗往後廚走，經過吳娟身邊的時候，她腳步慢了一下，猶豫了片刻，聲音不大不小地冒出來一句：“嫂子，你把桌子擦一下，碗我來送就行。”
秋菊自己說完，耳朵根子就紅了，低頭加快步子往後廚走，走了一半才想起來碗還在手裡抱著，又停下來調整了一下姿勢，抿著嘴，沒敢回頭。
吳娟也愣了一下，手裡拿著的抹布懸在半空，像是沒有準備好接這個稱呼，停了一拍才落下去。她彎下腰繼續擦桌子，動作沒什麼變化，但比先前慢了一些，像是想把那句“嫂子”也抹進木頭縫裡。
桂花在灶臺後面聽見了，手裡的鍋鏟沒有停，但嘴角彎了一下。秋菊端著碗進了後廚，桂花沒有看她，也沒有開口。她知道秋菊需要一點時間自己消化，也知道這句“嫂子”不是秋菊嘴快，是她自己願意叫了。吳娟還站在前廳擦桌子，從那張桌子擦到下一張，抹布在桌面上來回抹了兩遍。她以前來店裡的時候，秋菊還對她冷言冷語，現在她主動開了口，這是接納她了。
樹根那邊也定了下來。趙景明帶他去了城南的工地，包工頭是個黑臉膛的中年人，看了樹根一眼：“幹過嗎？”樹根說：“幹過，在家也種地，力氣活能扛。”包工頭讓他搬了一摞磚，樹根彎腰搬起來，穩穩當當的。包工頭點了點頭：“明天來吧，一天一塊二，管午飯。”樹根回來的時候，桂花正在灶臺前炒菜，隔著油煙問他：“能幹得下來？”樹根拍了拍胸脯：“姐，你放心，肯定行。”
日子就這麼平靜地過了一陣子。樹根每天清早出門，傍晚回來，身上沾著灰，但精神頭足。吳娟在店裡己經上了手，端菜、擦桌、洗菜、切菜，樣樣都能幹，話也不多，偶爾和秋菊搭兩句。桂花站在灶臺前，隔著門簾看前廳，吳娟正彎腰擦桌子，擦完一張又擦下一張，動作麻利，沒有偷懶。桂花有時候會想起她第一次來店裡時問秋菊“你姐一個月給你多少錢”的樣子，她想，有些人是真的會變的。也許吳娟也在試著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桂花以為日子會一首這麼過下去。
那天收工，桂花在櫃檯算賬，她把零錢倒出來數。五毛的、一毛的、兩毛的，一張一張攤開在膝蓋上，數了一遍，又數了一遍。她的手停了一下，把票子攏回去，重新數了第三遍，最後還是對不上。她記得今天一共收了十二塊八，買菜的票子在兜裡揣著，該找的零錢都找過了，可手裡的錢只剩十一塊三。
她把錢又數了一遍，還是一塊五對不上。她坐在那裡，手裡攥著那幾張票子，低頭看了好一會兒。她想著自己今天賣了哪些菜，哪桌客人付了多少錢，哪桌是記賬的——每一個細節她都翻出來過了一遍，還是找不出哪裡出了問題。她把錢疊好放進抽屜，關上，又在灶臺邊站了一會兒，然後才去洗了手。她沒說什麼，也沒告訴任何人，只是一晚上都沒怎麼說話。秋菊跟她說了句什麼，她應了一聲，自己都沒聽清自己回了什麼。
夜裡，桂花翻來覆去睡不著。她閉著眼躺了一會兒，又睜開，盯著屋頂黑漆漆的房梁，心裡那些零散的數字又開始自動往外跳。她想起白天吳娟擦櫃檯的時候手在抽屜邊沿停了一下，又想起樹根昨天往家裡帶了一包煙，還笑著說是工友給的。她想把這些念頭壓下去，但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浮上來，像水面上的油花，怎麼都按不回去。她寧願是哪個客人找錯了錢，寧願是自己算錯了賬，也不願意是後屋那兩個人。可她心裡清楚，那些數字不會自己長腿跑掉。她翻了個身，面朝牆壁，又翻回來。
趙景明醒了，聲音還帶著睏意：“咋了？睡不著？”
桂花沉默了幾秒：“店裡的賬對不上了。”
趙景明清醒了一些，側過身來：“少了多少？”
“前幾天我就發現少了，今天又少了一塊五。零零散散加起來……快十塊了。”
趙景明沒有說話。他在黑暗中沉默了一會兒，像是在想什麼，然後開口了：“我猜你自己心裡清楚是誰。你只是不願意承認罷了。”
桂花沒有接話。她盯著屋頂，過了很久才開口：“我想不通。樹根是我親弟弟，吳娟我也沒虧待過她。”她頓了一下，“可除了他倆，還能有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