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幾天高強度閱讀和飛行，蘇炎的眼眶下掛了兩個明顯的黑眼圈。趙嬸端著紅薯粥進老屋時，他正趴在桌上對著稿紙發愁。
“哎呀蘇記者，你臉色這麼差，幾天沒睡了？”
趙嬸把粥碗往他面前一頓，另一隻手已經摸上了他的額頭。她那隻常年握鍋鏟的手粗糙滾燙，貼在蘇炎額頭上像塊剛出爐的餅。“沒發燒啊，那就是熬夜。你天天熬夜寫稿子，鐵打的身體也扛不住。”
蘇炎接過粥碗，“趙嬸，我沒事，就是最近有個案子比較難寫。”
“又是那種販毒的事？”趙嬸拉過凳子坐下，“你寫的那篇我們唸了，你寫得那麼慘，我還是覺得那東西離我們遠著呢。咱村又不吸毒。”
蘇炎攪了攪粥，“趙嬸，老莊那親戚，不就是沾上了才敗家的嗎？東西不分遠近，只看有沒有人賣。那年在深圳倉庫裡堆了半噸多海洛因，那些貨一旦賣出去，賣到哪都有可能。也許到了省城，也許到了縣城，也許到了鎮裡。不一定哪天就有人帶著它走到咱村口。那天大毛二毛在山上看見的罌粟，不就是野生的嗎？你覺得遠，它就在你身邊。”
趙嬸愣了一下沒接腔，推開老屋的門走了。走了幾步又回頭，“蘇記者，你好好寫。寫完了我去唸給老莊聽。讓他知道，咱村拔罌粟那事沒白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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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攪著碗裡的粥，紅薯已經燉爛了，粥面上浮著一層薄薄的米油。他總是覺得這麼一口東西，是從地裡長出來的，是有人用汗水換的，不是從哪條看不見的渠道流過來的。趙嬸說的“離我們遠著呢”，正是無數人用命在守著的東西。一旦守不住，那碗紅薯粥就不是餵飽孩子的糧食，而是變成毒販隨意定價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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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完粥，把碗放進水盆裡泡著，坐到桌前。
桌上攤著老陳的全部資料。他把王局長轉過來的各地媒體報道影印件按時間順序重新排列。最早的是1996年1月某報的訊息——“廣東破獲特大販毒案，繳獲海洛因近六百公斤”。標題不大，只有豆腐塊大小，但字字千鈞。最後的是1996年8月16日的報道——“9601案七名主犯今伏法”。七個名字被鉛字印在紙上，佔了整整一個版。
蘇炎把這兩張報紙並排放在一起，隔了大半年，卻是同一條命案的起點和終點。他拿起筆，在稿紙上畫了一條時間線：
1996年1月——線索發現，專案組成立。
1996年3月中旬——嫌疑人王世鑑籌集2830萬元現金赴境外購毒。
1996年4月15日凌晨——收網。
1996年8月15日——七名主犯被押上臺，宣判執行。
最後一條線下面，他劃了兩道。
在時間線的旁邊，他又加了一段小字：1995年，戒毒會統計百人死亡。這些人的死亡不在這條時間線上，卻跟這條線上每一個節點都有關。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但他們才是這場“戰爭”真正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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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傳來腳步聲。老村長揹著手走到曬場中央。快吃晚飯了，曬場上沒什麼人，他盯著那堆罌粟燒盡的灰燼看了很久。蘇炎從老屋走出來，老村長沒回頭。
“火滅好幾天了，灰還在。風一吹就楊得到處都是。”老村長蹲下來，用樹枝撥了撥灰燼。“這東西，根燒了，莖燒了，葉子燒了，花燒了，種子燒了。但只要有一粒種子落到土裡，明年它又會長出來。”
蘇炎蹲在旁邊，“那怎麼辦？”
老村長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明年再找，再燒。後年還是。只要這個村子還在，就一棵都不能讓它活著。”他頓了頓，“不光是罌粟。毒品也是。只要有人在賣，就不能讓它活著。蘇記者，你寫那些案子，是不是也在燒？”
蘇炎不說話了。老村長拄著柺杖一瘸一拐地走了。
蘇炎在柿子樹下坐到天黑，把那口悶氣坐到散了，才進老屋繼續寫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