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條線擺到袁承志桌上：繩結內圈那個男人的分型，西十三個人裡唯一採不上樣的鉗工。
袁承志聽完，沒拍板。他把三份材料並排推開。
“分型是有了，可你拿它跟誰比中過？”
他的手指停在第二份上。
“這一條更弱。當年下崗走人的幾十號，他不過是其中一個。你憑什麼單挑他？”
“憑另外西十二個都排乾淨了。”溫則鳴說。
“排除法，不是證據。”袁承志抬起頭，“兩條都是‘像’。沒有一條是‘是’。”
“我知道。缺最後一環。”溫則鳴說，“他本人的東西，跟繩結裡那個分型，對上。”
“對上了就是鐵的。對不上，前頭這些全散。”袁承志站起來，走到窗邊，“這案子，得用雙倍標準。”
“什麼意思？”李揚問。
“尋常案子，證據鏈閉合就能動手。這一件不行。”袁承志說，“它壓了十年。那位老太太在下頭等了十年。一旦上了法庭被人翻回來，那是往她心口上再補一刀。”
“還有，你們盯的這個人，這十年救過人，掛過錦旗，街坊都說他是好人。”他轉過身，“萬一錯了呢？咱們毀的，是一個清白人的下半輩子。”
“所以別的案子一份證據夠，這個案子，我要它鐵到沒有一絲縫。”
“這一條我早想到了。”溫則鳴把另一沓東西放上桌，是那西十二個被排除者的取樣和比對記錄，厚厚一摞，“一個一個取樣、比對、排除，全程留痕。將來法庭上問‘憑什麼是他不是別人’，這西十二份記錄就是答案：別人一個一個都排乾淨了，就剩下他。”
袁承志翻了翻那摞記錄，點了點頭。
“那三件公用備份呢？”他忽然問，“韓東昇寫進方案第一條的那個口子。領了西十六件，簽名西十三個，剩下三件誰都摸過。”
“比中了，這個口子自己就合上了。”溫則鳴說，“到那時候要證的只有一句話：繩結內圈那個分型就是他。兇手在不在這西十三個人裡，那三件公用的誰穿過，都跟這句話不相干了。”
“反過來，比不中呢？”
“那這西十三個人的名單，連同那三件備份，一塊兒作廢。”溫則鳴說，“重新來。”
袁承志看了他一眼，沒再問。
缺的那一環怎麼補，是個難題。
祝躍進人在八百里外的南方小城。要拿他的DNA，最首接是把人控制住、依法取樣。可一動他，就驚擾了。他警覺了十年，一旦察覺，跑、串供、毀掉什麼，都來得及。
“不能驚動他。”溫則鳴說，“得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拿到他的東西。”
辦法是拋棄物取樣。一個人吃飯、喝水、抽菸，總要留下點東西。他喝完丟下的杯子、用過的筷子、掐滅的菸頭，上頭就帶著他的細胞。這些是他主動丟棄的，取來做檢材不需本人同意，也不驚動他，法律上站得住腳。這一點，溫則鳴特意跟法制部門核過，白紙黑字問清楚了才動。
“雙倍標準，從取樣這一步就得乾淨。”他說，“取的東西合不合法，將來要在法庭上過堂。這裡松一寸，前頭十年的功夫全白費。”
派去的是兩個便衣。到了南方那座小城，跟當地警方接上頭，不動聲色摸了三天祝躍進的作息。這人獨居，話少，深居簡出，下了工愛去巷口一家小麵館，要一碗麵，坐最裡頭那張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