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邊，
意共成員正擁擠在一間破舊的酒館中，
不比墨索里尼討好金主的闊綽，他們正在以一種簡陋的方式朝夢想踏步。
冬天己至的米蘭漸漸颳起了溼冷的潮風，
搖晃的木窗後
帕爾米羅·陶里亞蒂緊握著匈牙利肅反委員會成員多爾·伊夫的手，
“同志，你們的到來對義大利意義重大，拉齊多·布萊威爾同志說了國際大會的內容，但比起指出我們應該怎麼走。”
“我更想怎麼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
經歷了整個匈牙利革命，在南部有著充足農民鬥爭、肅反工作經驗的多爾·伊夫，是匈牙利最年輕的肅反委員會成員。
布西亞甚至在結束國際共產第三屆大會後的匈共第二屆代表大會中，要將他提拔到中央，進行黨內監督工作。
不過這個長相普通，唯一令人印象深刻可能是那對翠色雙瞳的年輕人，放棄了安穩的生活。
而是選擇和當初葉戈爾來的匈牙利一樣，選擇來到了義大利，選擇幫另一批無產階級同志，撿起了屬於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
當然這種為理念而付出實踐的同志，遠不止多爾·伊夫一個。
相當多從國內革命戰爭中留存下來的優秀同志，都對國際主義抱有濃烈的感情，想為其他無產階級同志遮風擋雨的熱切也最濃烈。
“怎麼做從來沒有一個標準答案陶里亞蒂同志。”
多爾·伊夫翻動資料的手不由得加快了許多，眼神在看到農業束棒主義們針對農民的暴行後，停了尤其久，最後問道，
“陶里亞蒂同志，我認為我們應當先進行左翼方面的團結工作。”
“目前對於工人的壓迫，對於農民反抗的鎮壓，己經上升到了徹底的暴力，這是每一個無產者，每一個革命者都無法容忍的暴行！”
“我相信在打倒束棒主義，這點，我們同其他左翼是有共通性的，是可以開展合作的。”
“其二，必須加速建成黨內的槍桿子！”
對於第二句話，陶里亞蒂深有同感。
他們在農場地區建立的農民聯合社，往往就是缺失足夠的暴力，所有才會屢次被大地主扶持的農業束棒主義者們破壞。
每次摧毀，束棒主義們更會對農民開展新一輪鎮壓。
久而久之，
農民內心雖然存有對束棒主義的反抗，但因為他們無法帶來實質性的改變，而變得懦弱，喪失其好不容易積攢的革命性。
“其三，我認為陶里亞蒂同志，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當前政府的態度，看看能否透過政治上的周旋為我們爭取到足夠多的民眾動員時間。”
多爾·伊夫繼續道。
而在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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