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是什麼？除開妻子這個身份外，她什麼都不是！”
房間外，
克魯普斯卡婭匆匆離開了會場。
意識到不對的葉戈爾，緩緩投去了一抹注視，隨後快速收回，又定格在斯大林身上的視線。
神色依然掛著淡笑。
內心卻掀起了對新年對未來的諸多感慨。
隔天，
不出所料，清晨的他，接到了來自哥爾克村的電話，
“葉戈爾同志，斯大林那個暴徒以一種近乎訓斥的方式羞辱了我，羞辱了我的理想，三十餘年，為革命的三十餘年，從未有同志如此侮辱我！”
“我接受批評，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但我不接受羞辱，不接受斯大林的羞辱！”
“我做錯了什麼？什麼叫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他的暗諷我什麼，他在蔑視什麼，他憑什麼把自己當成布林什維克的領路人？”
“他說要將我扔給你們處理，葉戈爾同志，你身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你說我是黨內的強硬分子嗎？我做錯了任何事嗎？”
葉戈爾沒有開口安慰，而是如一個安靜的樹洞般，默默傾聽著克魯普斯卡婭的抱怨。
等長達二十餘分鐘的抱怨結束，這才反問道，
“克魯普斯卡婭同志，您向其他人，例如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求助了嗎？”
克魯普斯卡婭回答道，
“我己經和他們通過了電話，不過我更想問你葉戈爾同志，這個情況需不需要同列寧同志闡述，我怕他.....”
葉戈爾附和著克魯普斯卡婭的觀點，
“這件事，我建議還是緩一緩，或許斯大林同志只是情緒有些激動，列寧同志的身體狀態仍不穩定，還是少些讓他介入為好。”
克魯普斯卡婭撥出一口渾氣。
每次與葉戈爾交談，他都會感慨對方內心的強大。
年初，針對葉戈爾的黨內審查，要求他搬出家，調查期間只允許居住在幹部招待所等等等近乎羞辱式的對待。
如果發生在她自己身上，她自認為無法接受。
並且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就事論事，同斯大林為看護權進行理性爭辯。
就如列寧說的一樣。
黨內葉戈爾距離一位成熟政治家，缺失的可能僅是些許年齡與閱歷。
“我明白了.....”
結束通話電話，克魯普斯卡婭壓住心情，望著?瑪麗亞·烏里揚諾娃，也就是列寧妹妹投來的關切注視，傳達了一個笑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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