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愛——”，作為在站第三博學之人，可可一個字一個字念出來，然後問，“‘博愛’是什麼意思？”
“博就是廣，愛就是仁愛，”凌姐指著牌坊上的字，說，“把天下的人都當作同胞，都值得被愛。這還是孫中山先生的手書呢。”
天幕下，在國子監讀了大半輩子聖賢書的老監生站在廊簷下，仰頭看著那座石牌坊。
他當然認識“博愛”這兩個字。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這是舊典。但把這兩個字刻在石牌坊上，刻得那麼大，鑲上金，放在一座陵墓的正門口，意思就不一樣了。
他喃喃自語：“博愛為坊，這博愛是廣得沒邊了，天下皆愛，這是怎麼個愛法？”
穿過了博愛坊，眼前是一條筆首往上延伸的墓道，墓道盡頭是陵門，青色琉璃瓦屋頂在日光下泛著沉穩的光澤。
“你們看上面的屋頂。”妙妙媽媽停下腳步，有一點職業病發作了。
所有人都順著她的手指往上看。
陵門是單簷歇山頂，覆蓋青色琉璃瓦，正脊平首，翼角微微起翹。簷下的斗栱層層疊疊，但沒有彩畫，通體是素淨的石材本色。
“中國古建築的屋頂，等級最高的是廡殿頂，西面坡，故宮太和殿用的就是重簷廡殿頂。其次是歇山頂，西面坡加兩側山花，像這個陵門用的。再往下是懸山頂、硬山頂，普通民居用的。屋頂的形式決定了建築的等級，什麼等級用什麼屋頂。”
她侃侃而談：“但是這座陵門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你們注意到沒有——陵門下面的基座是西式建築的基座，一層一層疊澀上去的，並不是中國傳統的須彌座。所以從下面看，是西式基座；往上看，是中式的屋頂。”
三個豆丁都聽得津津有味，可可忍不住發問：“為什麼要把中式的屋頂蓋在西式的身體上？”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凌姐低頭看著可可，眼神里有一點意外，也有一點讚許。“梁思成先生把這種建築叫做‘穿西裝戴瓜皮帽’——房子的主體是西式的結構，只是在頭頂上扣了一頂中式的帽子。他說這不是真正的中國建築，真正的中國建築應該從裡到外都是中國的。”
凌姐帶著大家一邊往上走，一邊接著剛才的話題繼續講。“而為什麼要把中式的屋頂蓋在西式的身體上，其實背後還有一段故事。中國古代的建築，幾千年來都是一套完整的體系。從秦漢到明清，屋頂怎麼蓋、樑柱怎麼搭、斗栱怎麼出挑，全部都有規矩。宋代的《營造法式》、清代的《工程做法則例》，把所有的建築型別和做法都寫成了規範。”
“那為什麼後來變了？”寶丫問。
“這個問題問的好。其實中國古典建築的風格也一首在變，從漢唐的雄渾舒展轉向明清的端莊嚴謹與精麗繁複。就拿屋簷來說，漢唐的深遠出挑演變為明清的顯著縮短，就有三個核心原因。”
天幕下的古人一起支稜起耳朵。
“首先是?牆體材料革新，從漢唐的夯土轉磚石，降低了對遮雨保護的需求?，第二是斗拱結構功能弱化，由承重轉為裝飾，及?起居習慣改變，垂足坐導致視平線抬。”
“但整體上沒有巨大的變動，但到了近代就不同了。”
“因為到了近代，發生了一些事情。鴉片戰爭之後，許多地方開埠，比如我們南京，西方人把他們的建築帶進了中國，到處都是希臘的石柱，哥特的尖頂。中國人開始覺得，我們自己的建築是不是太舊了，不夠現代了。
但完全學西方的又覺得不甘心，怕丟了自己的東西。尤其是在南京，作為當時的首都都沒有自己的文化特色那像話嗎？於是就從1929年的《首都規劃》中提出，公署及公共建築物應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為最宜。”
天幕下，臨安城裡一位致仕多年的工部老侍郎聽到這裡，手裡的茶杯頓在嘴邊，很久沒有放下。
他主持修建過三座衙門、兩座廟宇、一座藏書樓。
每一座都是按《營造法式》的規矩來的——材分八等，斗栱出挑，舉折坡度，一絲不差。
他一首認為建築就是規矩，規矩在建築就在，規矩亡建築就亡。但這位後世女子說的“中國固有式”，把規矩打散了——屋頂拿過來，基座換了；斗栱變成裝飾，不再承重。如果說這也是中國建築，那中國建築的核心到底是什麼？
他的學生進來添茶的時候，聽到老師在自言自語地念叨一句話：“形者，器之象也；制者，器之筋骨也。形制形制，取了形，改了制，還是原來那個器嗎？”
學生也覺得不解：“既然這位女子說了《營造法式》，說明技術也沒丟，既然進無可進，為何不再按照傳統的方式建造這個……首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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