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恪的設想中，他打算在大唐建立兩座院落，一個是大唐科學院，一個是工程院。
其中，大唐科學院負責學術研究，是以後由大唐在理科方面學歷最高的人群組成，主要就是負責各種前沿科技理論突破。
然後是大唐工程院，這個主要負責實踐，也就是主要負責將科學理論付諸於實踐，也就是把虛擬變現能力，為大唐以後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提供最先進技術支援和技術總結。
想了這麼多，這些上林苑書院的學生可以以後科研發展的種子，實現工業化進城的種子。
在十年之後，這裡每年向大唐提供三萬接受過十二年義務教育的學生，這是李恪未來的底氣。
當上林苑書院馬上要進行期末考試時，李恪在一個個書院裡考察，參觀各個年齡段孩子的學習能力，並且與他們對話，觀察他們邏輯思維能力。
“邏輯思維能力。”這是實現工業化最基本的思維能力，這項能力其實全世界每個地區和人群都有，只是或多或少的問題。
但是在古代天朝，“邏輯思維能力”是屬於被壓制的，就比如說春秋時期孔子提出的什麼“機變械飾”悖論。
典故大概是孔子在河岸邊田頭行走，看見田間兩位農人在給莊稼澆水，一個用的是滑桿取水，就是拿一根長棍，一頭拴上木桶，一頭綁上麻繩用手拽著。
把這樣的長棍架在河岸邊的一支架子上，取水的人只需要手握麻繩上下拉動就能用槓桿原理從河裡取水澆到田間地頭，十分省時又省力。
而另一位農人卻是自己拿一隻木桶，來回在岸邊和田裡奔走，幾十個來回後就累的滿頭大汗，而且澆到田地裡的水還不如那個用槓桿取水的人。
這時候那個用槓槓取水的人嘲笑的說道，早就讓你和我一樣用槓桿取水，你偏要自己提著木桶來回奔走，現在看看，我身上乾乾淨淨，只是出了點小汗，而你腿上，褲上全是泥巴，還滿頭大汗，提上來的水還不如我，你說說你這樣，為什麼就不學我一樣呢？
但這時那個滿頭大汗的農人不僅不覺得自己錯了，反而嘲諷自己用木桶取水是君子行為，君子不假於他物；而你用槓桿取水，是屬於討巧行為，是機械飾變，不屬於君子行為。
像這樣的辯論，如果在後世，肯定右一大堆人說那位提木桶的人是個槓精，是詭辯，對他一陣嘲諷，因為他們關注的是機械的取水效率，而不是機械飾變對君子行為的影響。
因為在他們看來，機械是機械，飾變是飾變，沒有嚴格的邏輯關係，所以機械飾變這四字成語完全就是為了打擊人而強行硬湊的，屬於槓精附體，用他來判斷是否是君子行為更是屬於人身攻擊，這才是君子不恥的行為，這樣的想法，是完全有邏輯依據的。
然而在古代，朝堂上的官員卻把主要的關注點放到君子問題上，在他們看來，機械飾變這四個字的觀點在一定情況下是有可能成立的。
那麼這個條件下才有可能成立就等於在任何任何情況下必然成立，自己腦補必然成立，然後使用器物就一定是機械飾變，而機械飾變就與君子不恥掛鉤。
這種的觀點自從被確立後，就一直是儒家打擊工匠階層的一把利刃。
之後又把一小部分屬於奇技淫巧的的工匠技藝再擴大範圍，所有的工匠技藝都是奇技淫巧。
這種神一般的地圖炮的邏輯，簡直是喪心病狂，然而自漢以後，工匠技巧代表的墨家因為倡導思想不被接受，再加上田齊在田橫島上的行為引起漢高祖劉邦的嫉恨，就更是雪上加霜。
機械飾變，奇技淫巧等儒家的攻堅，法家的漠視再加上大唐開國皇帝的憎惡，直接就導致了墨家在大漢朝一蹶不振，不到一百年，傳承就慢慢斷絕了。
之後儒家意識形態佔據主流，機械飾變個奇技淫巧直接就向工匠們天生攜帶的標籤，徹底的那他們踢出士的隊伍，成了，士、農之後的第三等民眾。
由此可見，在充滿理想主義：堯舜禹湯、三代而治、周禮，井田制，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等等，聽聽就好了，儒家的書可以看，可以讀，用來開闊視野，但不能全信。
連孟子都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正是這些動輒進行人身攻擊，把道德標準與士掛鉤的人形大炮，在經過幾百上千年的轟擊下，這片土地上的邏輯思維能力變得越來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