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邊清從虹口道場出來，坐著黑色轎車回到了倭國商會總部。
一路上他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手指無意識地在膝蓋上敲著，腦子裡反覆盤算著山本進剛才說的那些話。
渡邊清睜開眼，看著車窗外虹口區街道上那些穿和服的僑民和掛著倭國招牌的店鋪，心裡沒有一絲踏實的感覺。
山本進是劍術高手，在虹口道場排前三，在天津和北平踢了十幾家武館從沒輸過。
但那個曹家渡分局不是武館，武館裡的人是練武的，警察手裡是真槍。
山本龜田和山本清和已經死在那個分局局長手裡了，三宅勇帶著四名隨從去交涉，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山本進再出什麼意外，他這個大管事的位置不但坐不住，恐怕連命都保不住。
轎車停在商會大樓門口。渡邊清下了車，快步走進自己的辦公室。他在辦公桌後面坐下來，雙手撐著桌面沉思了很久。
山本進攔不住。但如果什麼都不做，萬一出了事，所有的責任都會推到他頭上。
“為什麼不勸阻？為什麼不上報？你明明知道山本君要帶人去闖警察局，為什麼不通知館主？”
渡邊清能想象那些質問的每一個字，也能想象自己一句都答不上來的狼狽樣子。
必須上報。不管山本進同不同意，不管館主能不能及時收到，這個電報他必須發。
這樣即使出了事，他也算盡到了告知義務，上面追究下來至少有個脫責的理由。
當然，從內心來說他也不是不希望山本進成功，畢竟那個姓李的局長殺了他們商會的人，如果山本進真能帶人把曹家渡分局端了，他在商會里的地位也會水漲船高。
最好是虹口道場的人一舉端掉那個分局，他既不用擔責任又能分一半功勞。
渡邊清不再猶豫，按下桌上的喚人鈴。
一個穿深藍色制服的電報員快步走進來，在辦公桌前站得筆直。
渡邊清從抽屜裡拿出一張信紙，擰開鋼筆帽，筆尖在紙上飛快地劃過。他斟酌了措辭，把山本進抵達上海的時間、準備自行帶人處理曹家渡分局的打算、以及自己對這件事的擔憂，全部濃縮成了幾行簡潔的電報稿。
寫完之後渡邊清把信紙遞給電報員：“立刻發往東京，密級加急，致佐佐木館主親啟。用外交商用電碼，不要經過公共電報局，直接從我們商會的專線走。”
電報員接過信紙，鞠了一躬轉身快步走出辦公室。
渡邊清靠在椅背上，點了一根雪茄。煙霧在昏暗的檯燈光線裡緩緩升騰，遮住了他臉上覆雜的表情。
距離倭國商會大樓不遠的一條僻靜馬路上，停著一輛不起眼的灰色廂式貨車。
車身刷著“永昌南北貨”的招牌，從外面看跟上海街頭常見的送貨卡車沒有任何區別。
但如果有人開啟後廂門往裡面看一眼，就會被裡面的景象驚得合不攏嘴，車廂裡塞滿了監聽裝置，幾臺耳機放大器並排擺在金屬架子上，紅紅綠綠的指示燈在昏暗的車廂裡閃爍。
兩根細細的電纜從車頂伸出去，沿著路邊的法國梧桐樹幹攀爬到高處，連線著指向倭國商會方向的定向天線。
兩名情報組的探員戴著耳機坐在裝置前，一人負責監聽商會對外電話線路，另一人負責監聽無線電訊號。
車廂裡悶熱而安靜，只有裝置執行時發出的細微電流聲和探員偶爾翻動記錄本的紙張摩擦聲。
